多少年过去了，想起你我依然哭得像个孩子。
从我记事起，你就担当着母亲的角色，虽然你只是我的祖母。是的，这个源于哈萨克古老“还子”习俗而诞生的秘密，被大家不约而同地守护着。
我把你唤作“阿帕”，这个称呼在哈萨克语中可以是年老的母亲，可以是祖母、外祖母，甚至可以是婆婆或邻居家的大娘。而我把这个称呼当作年老的母亲。我记事时你已经五十多岁。
在我的记忆中你是我的保护神，你无所不能，无所畏惧。可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你最怕什么。六岁那年我们去山上亲戚家避暑，我和亲戚家的孩子在门口玩了一会儿觉得无聊，就在他们的带领下去了远处的邻居家看小人书。大概看得入神，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外面像是出了什么事情，感觉整个山村都沸腾了。我们跑出去，听到女人尖厉的哭声撕破夜空，接着是冲向河边的纷乱脚步声。在寂静的夜里，哭声格外凄厉，我被一种预感驱使着，不由自主地冲向那里。
果然是你，你披散着头发，嘴里哭喊着：“我不该带她来的，我不该……”我听到人群中有人在劝：“还没找到孩子，你别急着寻短见了……”你哭得更绝望了：“都这会儿了，就算捞出来了也已经没气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有人在呵斥你：“不许说这样晦气的话！”
我被你的绝望和无助的神情吓住了，迟疑着不敢靠前，倒是亲戚家的孩子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拉着我的手挤进人群，人们惊喜交加，冲上去安慰你。我待在原地，我并不知道原来你是这样爱我的，我被巨大的幸福包围着，手足无措。你安静下来，足足盯了我一分钟，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分钟后你冲向我，结结实实地掴了我两巴掌。
你小心地呵护着我长大，也许是早产的缘故，我远比同龄的孩子娇弱，一个普通的感冒可以让我高烧到昏迷不醒，醒来第一个看到的是你哭红的眼睛。一个普通的扁桃体手术，别人一个小时下手术台，而我的手术却做了五个小时，在手术室外等候的你昏过去两次。高二时我因为神经衰弱休学一年，这一年你所有的头发都白了。那时候长胖是我唯一的渴望，我不想让你为我日夜担心。可我不争气，在你的有生之年，我的体重从来没有超过85斤。也许对于你而言我的健康远比我门门满分的成绩更为重要。
这样的幸福结束在我大一时的那个寒假，我结束了和你第一次那么久的别离，从内地风尘仆仆地回来时，你已经卧床不起了。所有人告诉我你只是慢性胃炎，而我从你吃的药打的针里知道你将不久于人世。
食道癌所要承受的疼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可你咬紧牙关从不让我听到你的呻吟。你频繁地劝我回学校，而我固执地沉默，你常常为此无端发火，有一次你甚至用你摸到的吊针瓶子砸在我的脸上，打烂了我的额头。看着血从我的额头流下来，你努力想抬起头，却因为用力过猛昏了过去，你醒来后摸着我包着纱布的额头，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有一个下午，你的精神格外好，要和我说说话。想起回光返照一说，我惊慌失措，偷偷去自己的房间给医生打过电话后才来到你的身边。你帮我捋捋头发，感叹：“看看我的女儿，多漂亮呀！”
我将脸贴在你的脸上：“因为你漂亮，所以我才漂亮！”
你迟疑了一下，也许那个时候你想告诉我真相。据说，对于“还子”，祖父母有义务告诉他们生身父母是谁，即使在这个世界不相认，生身父母辞世时也要以子女身份相送，否则祖父母罪不可恕，在那个世界也要遭受惩罚。你犹豫很久，最后说：“是呀，我年轻时真的很漂亮。”我松了一口气，你知道我细腻、敏感。所以你宁肯到那个世界遭受惩罚，也不愿在留下我一个人后让我再遭受真相的折磨。何况在心的最深处，我们都愿意相信，我们就是母女。
谈话还在继续，你说：“阿依克（Aykye），已经开学了，就早点，回去吧，到学校了，就找个自己喜欢的人，毕业了就早早嫁了吧。”我又羞又急。关于恋爱，你坚决认为自由恋爱是伤风败俗的事情，所以一再告诫我不要恋爱。我一直在心里好奇，你会怎样安排我的婚姻，而我早已准备好听从你的安排，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嫁给任何一个你喜欢的人。对于那些众多的追求者，我想得最多的是：你会喜欢谁？如果你在世，你会让我嫁给谁？
谈话越来越接近核心，我因为害怕而发抖。你说：“我就要死了。你不要害怕，你要答应我，要好好活着，我是为了见到你，才坚持到现在，因为你要我活着，所以我一再坚持，可我太累了，孩子，你就让我死吧。孩人总是要死的，你就放手吧！”
我把嘴唇咬出了血，也没能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你知道我从小最怕听到的就是这句话，是的，听到这样的话我就会停止哭泣，即使默默流泪，也不会再发出一点声响。
离别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睡在你的身边。只是各盖各的被子而已。很多人劝过你，可你不以为然：“她会害怕的！”
我是拖着自己几乎瘫软的身体走出院子，坐上车的。我拒绝了家人让我坐飞机走的好心，选择了火车，我不想那么快远离你，哪怕是一种折磨，我也愿意一点点地离开你的气息。我一路沉默，无休止地躺在卧铺上流泪，回到学校我就病倒了。可我用沉默和泪水固执地拒绝了所有好奇和好心的眼神。我坚持每天上课、自习。只有在寝室无人的时候我才会放声哭泣。大概是父亲给学校打了电话，班主任默许我在宿舍休息，但会安排同寝室的人默默关注我的行踪。她们害怕我会忍不住跑回家甚至自杀。可我讨厌那些异样的眼神，我变得越发敏感、孤独和固执。
我坚持着，等待一个并不可能发生的奇迹。我在每一封家信的最后都会问：阿帕还好吗？谎言随之出现在回信中。“可以吃点东西了……”“可以推出去晒晒太阳了……”我任性地难为着我不会撒谎的家人。
来年夏天的暑假我又回到故乡，那么多前来接我的人，车也没有直接驶向家中，我便明白了一切。哈萨克人的礼节，不会让亲人直接面对死亡，而要选择合适的人，合适的时间、地点通知噩耗，再让亲人去面对死者或坟墓。尽管心中早有准备，但依然心如刀绞。我配合了所有人，用出乎他们意料的冷静与克制闻听了噩耗，然后是适度的惊讶，克制的哭泣。我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的事？”
我已经听不见任何话了。我起身漫无目的地走向外面，故乡的天很高很蓝，鸽子在空中优美地飞翔，鸽哨声悠远、沉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