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树理永存一九六八年秋，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省文联，赵树理被集中监管，不许回家。他的二儿子赵二糊到山西洪洞插队，要见父亲一面，工宣队都不允许。九大后，对赵树理的迫害升级了。工宣队把他当做清队的靶子，把生病的赵树理拉回晋城批斗，强迫他站到三张垒起来的桌子上，低头认罪，后被推下去摔碎髋骨。自此，他生活不能自理，痛苦异常，度日如年。一九七零年，他的大儿子赵广源路过太原，看到父亲病得不象样子，便扶他到医院

三、批文字狱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赵树理被造反派楸到长治地委招待所交代问题。他看到一张万余言揭批他的大字报，就在大字报旁题诗：“尘埃由来久，未能及早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陈污。”这首诗反映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运动善良愿望的心理。八月下旬，晋东南地委开会揭批赵树理。一天，他看到一张大字报批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极端不满，有改朝换代，再造江山的“野心”。大字报结尾写道：如予不信，有诗为证：任它冰封与雪飘，

四、苦中做乐山西省是文革的重灾区，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山西造反派心领神会，对赵树理的批斗急剧升级。一九六七年二月，赵树理被从长治楸回太原，各个造反派组织象走马灯一样轮番批斗他。有一次，造反派问他：“你是哪一类干部？”赵答：“说我是一、二类干部，我自己觉得不配。说我是三类干部，你们不会答应。说四类吧，我自己不会承认。我看算三类半吧。”弄得造反派无可奈何，哭笑不得。造反派常常把蛮横逼迫被斗者认罪服批叫

二、在劫难逃一九六六年五月，晋东南地区上党梆子剧院来电话，请赵树理到长治市参与修改汇演剧目【两教师】。赵树理等五人组成创作组，下陵川、晋城两县几所农业中学采访，为修改剧本积累素材。此时，山雨欲来风满楼，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越刮越猛。中共中央批发全党的【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

一、农民作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红卫兵在国子监孔庙大殿焚烧在破四旧中收集的所谓封、资、修的物品，同时将市文化局领导及著名的艺术家、作家三十多人押到现场批斗，著名作家老舍也在其中。六十七岁的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当时昏倒在地。一代名流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于二十四日深夜投太平湖自尽。同样，著名作家赵树理在文革中受到林彪、江青的迫害，受尽折磨，不堪忍受，于一九七零年九月二十三日含冤逝世。赵树理，一

党啊，亲爱的母亲——题记：中国共产党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名普通党员，感受到了中国的巨变，享受到了所带来的系列红利，由衷地骄傲、自豪、兴奋。在党100周年诞辰之际，特写此文。1840年，几艘装有枪炮、载着人数不多的外国军舰，不远万里飘洋过海而来，却轻而易举地攻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却过着“华人与狗不得入

说无欲、无为……，似乎是人修炼到一种境界。我的淡泊，说不上不上是淡泊“名利”，也不为“以明志”，其实是老了后无奈的心情。就我自己而言，五十五岁后“奋斗”的劲儿，像函数曲线直线下滑，渐有点与世无争，看淡人生的感悟。脾气渐小、遇事退让、自诫心善，只能是没有了生活、就业压力，心智视野上的渐渐淡然。就像噼噼啪啪燃烧过后的篝火，熄灭前呈现的摇曳的柔弱的温暖的火苗。老了就是强弩之末，如若回到年轻，我想，我仍然

1“出粉儿了！出粉儿了！”一大清早，张队长就扯开喉咙在喊。一骨碌，从被窝里钻出来，哪怕冷得打了个激灵，还是毫不迟疑的把衣裤往身上一笼，出了门。太阳已经红朗朗的从东方升起来了，爬过了生产队养猪房的屋顶，像婴儿的脸一般新鲜，圆溜溜的，红嫩嫩的。屋顶铺了一层白霜，把平日里就黑不溜秋的烟囱，衬托得更是黑黢黢的。突然，哄的一下，还有更黑的一团，从烟囱里冒了出来，隐隐还看见火苗在窜，不过不用着急，下一刻，冒出

这几天，春意愈加浓烈。护城河边柳枝袅袅，抚过满树海棠花，也扰动了我的心。我决定回老家一趟，看一看春光下的老屋、老街和那片广袤的田野。老家长住的人已不多，大部分搬到了城里，留居的基本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午后的阳光十分明媚，街上却鲜有人来人往。我沿着凤凰坑施施而行，寻找着以前的记忆。忽然目光一亮，十几棵榆树苗伫立在坑沿，有大拇指粗细，围成一簇，枝条上褐红色叶蕾含苞欲吐，仿佛要喷射出勃勃生机。应该是被砍

小时候，家家户户以烧柴为主，需求量大，柴火短缺是常事。每年秋天，我都会去漫地里捡柴火。这柴火，其实就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叶子，已行走到生命极限的树枝，或是生长在田间地头的零星灌木。放学回家，拿起竹筐，架一个竹耙，搭上肩就走，哗啦哗啦满野地瞎转悠。在本来就光秃秃的地里硬是搂出一筐柴火来。风起时，眼看一根树枝就要被吹向远方，还会紧跑几步，把它抓回来，让它回到自己掌控下的柴火队伍里。累了，舒展在落叶里，望着

除书之外，余则随处都是近十年来常去北京，往往深秋。接待的昱弟问行程，我仰望着军队大院成排的奇雄艳丽的黄艳杏树回答，怎么安排都行，只余半天到图书大厦，北京图书大厦。说来也怪，十年来的北京购书，十本几十本，成百上千资费的去买，却没有一本是值得心爱收藏的；而让自己念念不忘、不多时间就会拿出来重新阅读的是在上海买的书。八十年代末，首次到上海，当时留下了照片。手搭外滩的防堤水泥长墙，眺望黄浦江及江外大洋的目

罗广斌的悲剧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红岩】是一部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红色经典。可是，【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事却鲜有人知。罗广斌，四川省忠县人，四十年代他参加地下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重庆解放前夕，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被关押在白公馆秘密监狱。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在敌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建立后，罗广斌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重

三十、从农场到工厂1968年夏天，尽管北京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社会秩序仍然很乱，一些大学在大搞武斗，象清华大学，两派搞了100多天的武斗，打得一塌糊涂。后来，毛主席派工宣队、解放军进驻学校，制止武斗，解散造反派组织，把五大学生领袖都下放了，北京市社会秩序才慢慢稳定下来。当时中学的情况非常特殊，面临着几十万人的毕业出路问题，那时候没有人管，北京市革委会也没有考虑这些。钟锤尽管大小是个官，但他根

二十九、江青骂造反派当时上面插到北京市中学的有两条线：一个是张根成，代表中央文革戚本禹。一个是刘丰，代表卫戍区李钟奇。钟锤他们对戚本禹负责，戚本禹对江青负责。当时戚主管中学的工作，他的眼线很多，中学里的事他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都明白，又假装着糊涂的人。因为他级别太低，北京的中学生都看不起他。特别是老红卫兵和联动这些人，动不动就说戚本禹是十七级的大干部。戚本禹给钟锤的印象不太好。他个子挺高，他不是军

二十八、钟锤和陈伯达4月4日晚上，钟锤在大学生座谈会发表不同意见后刚要走时，江青就把他拉到身旁谈话。钟锤对她说：“他们昨天没有按照你的指示不许大字报上街，后半夜就上街了。所以今天北京市区的这些中学全乱了，没法工作，希望首长关注这件事。”江青说：“小钟啊，你反映的那些情况还是对的。”钟锤接着对江青说：“首长，我反映的情况绝对是真实的，还是应该注意的，他们昨天反映的情况是片面的。”江青最后温和地警告了

二十七、中央文革认错4月3日会议说是中央文革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学生的意见，结果闹了一场全是四、三派的人参加的会，会上发生了争吵，搞得中央文革很狼狈，于是决定再开一次会。第二天开会还是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不过这次会是钟锤组织的。4月4日，中央文革还在河北厅召开了一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座谈会。钟锤给中央文革打了个电话，说他要参加这个座谈会，中央文革同意了。在会开到一半的时候，钟锤站起来发言：“各位首长，江

二十六、“四、三”起烽烟可是，好景不长，由于中学生中思想认识的分歧以及中学红代会中的矛盾，中学红卫兵很快分裂成两大派。1967年初，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解放军派出宣传队进驻学校，对学生进行军训，接着，各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军队干部的帮助下，东城区五十多所学校，纷纷成立了革委会。钟锤二十八中的军训团是铁道兵的，二中来的是工程兵。这时，受社会上派性的影响，一部分不安分的中学红卫兵，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

造反派的笔杆子在四人帮上海党羽中，除了徐景贤是“左派”的一支笔外，还有一个人的笔头相当厉害，被称为是造反派的笔杆子，这个人就是朱永嘉。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张春桥、姚文元泡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在泡制黑文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复旦大学的教师朱永嘉。朱永嘉上海解放前在读高中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上海解放时他

文昌古代名臣----邢宥明代文昌名臣邢宥跟丘浚、海瑞齐名，被清代探花郎张岳松赞为“海南三贤”，史学界誉为“一鼎三足”。今年12月某日，出于对邢公的敬仰和怀念，我和几个朋友，再次参观了邢宥故居、“湄邱草亭”和邢宥墓。邢宥故居位于文昌市文教镇水吼村，建于明代成化六年【1471】，现在是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邢宥故居位于村中心，一块大石头阴刻红底“邢宥故居”四个草体大字，格外醒目，石头背面有邢宥的简介，

二十五、谢富治掌大印1月底2月初，中央决定由谢富治主持筹建北京市新政权，成员有郑维山、傅崇碧、刘建勋等。关于北京市夺权后建立的新政权的名称，1月30日，王力透露：北京市联合，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要有三方面的人，革命群众、军队、北京市委内坚持站在毛主席这方面来的人，这样形成一个核心，将来的形式，可能还是北京人民公社。2月1日，戚本禹也说：最近正在考虑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北京人民公社，中央有这个意思，要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