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大三线建设的日子里老君滩滩险观察记实-1经过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水62-2班的同学们来到了云南省会理县城，会理是四川凉山彛族自治州南部重镇，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神秘古城。当汔车驶入一座古老的城门时，同学们推开车窗快乐地四处张望，总想看看当地人们生活的模样，我心中也总是洋溢着好奇和惊喜。在一座古色古香的大院前，汔车停了下来，老师告诉同学们，这儿就是431工程开工前学习生活的地方。指导员向同学们传

文海是区委的秘书，之前在另外一个地区的县上工作。因为妻子在农村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家庭，八零年组织将他从外地调回到家乡所在地工作。此后，我便与文海秘书成为了同事。当然，由于年龄原因他属于我父母一辈的人。在文海之前的区委秘书姓廖，也是一位工作上非常认真负责的人。我每一次到廖秘书他的办公室去的时候，看到他都是显得非常的忙忙碌碌不可开交的样子。廖秘书接听电话通知作电话记录的时候，他对每

——我们的过去七六年唐山7·28大地震后，我家和邻居们一起在镇东头的防震棚里住了近两个月，防震棚非常简陋，每家都是用东拼西凑来的竹竿、苇席和塑料布之类的材料搭设而成的。好在我们安营扎寨的位置还不错，紧邻护庄河拐弯儿处水面最开阔的地方。古老的小镇外围环绕着一条古老的护庄河，清澈的水面上经常有几只大白鹅和小麻鸭自由自在地游弋、觅食、嬉戏。河水常年流淌不断，让这座北方小镇平添了几分江南神韵。那是一段最艰

五十、战斗真相文革武斗至今是，将来还可能是中外古今的一大奇观。在文革中，本来就没有深仇大恨的群众却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高举着同一面旗帜，呼喊着同一个口号，高唱着同一首歌曲，互相残杀，毫不手软。这些彻头彻尾的革命造反派甚至连“一句等于一万句”的毛主席指示也听不进去。毛主席多次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四）郁闷的日子拿了调令去公司工程部报到，到部领导办公室，办公室门趟开着，但里边没人，过了一会见有人进去，再次登门，递过调函，似乎有点意外的感觉，接过函，没啥情愿的说了一声让我坐，于是在一旁的凳子坐了。他出去了一会，后来才知他是去安排办公室事，我便到了工艺组。工艺办公室有两人，一男一女，女的有些年纪，五十岁样子，男的三十岁左右。初给我感觉女的还好，有点爽快那种人，只是走路有点看天不看路的样子，后我

十五、“烂仔班”也不“烂”了1981年春，我到文中报到，开始了我中学教师的生涯。当时，很多斑里的同学都不知道我在母校当老师，由于我工作较忙，也很少跟同学们联系，同学之间的信息很闭塞。班里有两位同学比我早一年进了文中，一位姓李，80年文昌师范学校毕业，分来文中当语文老师，一位姓符，东郊人，算是半个老乡，进了教务处当教务员。我们都是井岗山的“骨干分子”，因而非常投机，如胶似漆，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吧。由

四十八、“跛脚”的战斗但主攻方向还没有发生战斗，木材厂一带悄然无声，只有草丛里的小虫在不知疲倦地鸣叫着，跟紫贝岭上的枪声、呐喊声遥相呼应，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一场期待已久的激战。‘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心也随着快速地跳动起来。我虽然不直接参加这场战斗，但我却是这场悲剧的目击者。在蓝色的天幕上，突然飞蹿着两道耀眼的光线，“鸣-----鸣------”几声怪叫在我耳膜里震荡着，像过年放烟火一样

与袁治平相识是在《惠州商报》的时候，那时，宣传部副部长饶洪贵接替了退休后的副部长钟锦才的工作。饶部保持了每月召集一次各大报纸的总编辑以喝早茶的形式搞一个见面会的传统。我和袁治平都有参加。那时，袁治平在《惠州工商时报》任总编辑。袁治平脸面宽大，眉浓，嘴大，发际高阔；胸脯宽厚，肚皮高凸，说话快而声音大，不是洪亮的那种，其音夹杂着南方人说普通话特有的那种饶舌音。据说他曾在《大惠州》杂志干过，我到惠州后首

时间就像涂在岁月表层上的一道漆，它遮盖了伤痕，亦覆盖了记忆。一算，柳新先生走了快近十年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几乎要把他给忘了。看来，文字倒是一个可以永恒传承的介质，如果没有文字，我们人类恐怕永远无法走出原始与愚昧。我与柳新相识是他从惠州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职上调到惠州农校任副校长后。因与邹建中校长的关系，我常到农校去，很快我与柳新就熟络了。他爱写诗，常常夜半三更邀我出去喝酒。酒桌上，他总要朗诵几首新近

2018年正月，我们一班人在一朋友家聚会，酒喝得七七八八的时候，我们接到消息，说李靖国教授在年初三走了（后来证实为初四）。电视台的杜小明听到噩耗，突然狂哭起来。有人对杜小明的举止感到诧异，说：你父亲去世你都没有这样哭过吧？也许是因为酒喝得过多，再加上听到这种与年节气氛相悖的消息，情绪难以控制，便悲从中来。李靖国的离世，我并不感到惊讶。他在两度住院期间，我都去市第一人民医院探望过他。第二次去时，他已

十四、臭老九帽子还在我来文中工作一年后，学校分给了我一间新宿舍，这时我才有了一个象样的家。开学后，我把大儿子带来学校，把他送往在附近一所小学里读书。我还没有自己的厨房，我就叫他在学校大饭堂里吃饭。不久，我爱人也带小儿子来了学校。小儿子还没上学，就在学校里玩，他个性调皮，经常跟班里学生们吵架，给我惹了不少麻烦。家里生产队解散了，我爱人没分到几分地，我们那里农业生产条件差，没有水利，种了也没什么结果，

四十七、战前动员古老的、久负盛名的紫贝中学成了一座兵营。早上，我又来到母校，在校园里，人们再也看不到背着书包和拿着课本的教师和学生，而是一群群背着步枪、扛着子弹箱的武装人员。太阳出来以后，学校大门也给封锁了，门口有几个民兵在站岗，一座临时制做的铁刺木栏，卡断了学校通往县城的大道，附近的村民看见学校里住满了民兵，再也不敢靠近校门一步，绕道而走了。学校图书馆大楼上也安上了岗哨，四个哨兵在楼顶上来往巡视

十三、虚张声势吓烂仔80年代初，“治安问题”是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当时，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恶性事件不断，老百姓的安全感很成问题。在文昌县城里，我经常看见流氓烂仔们成群结队的出现在街巷和闹市中，他们或长发披肩，或戴着黑墨镜，或穿着大喇叭裤，大摇大把地走在大街上，招摇若市。这些小混混的年龄一般在在十多岁到二十多岁，此外还有很多缀学的未成年人，他们结帮拉派，组成各种各样的团伙，在城乡偷鸡摸狗，拦路抢劫，

四十五、重访母校陈华训的死激起了井系旗派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他们纷纷上书指挥部，要求主动向联总派发动攻击，决心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向联总派讨还血债。井系旗派头头充分利用了这一派群众狂热的复仇心理，觉得这是煽起井系旗派战斗激情，扭转战局的最好机会。于是，在海军驻校军训团的参与策划下，指挥部头头们制定了攻打椰子厂的作战计划。县椰子厂是联总派在围困紫贝岭中最重要的一个据点，在紫清公路靠近县城的一端，它切

支部里的年轻党员占多数，从与他们平时的闲聊中，感觉到他们入党前的功课做得不足，红色历史知之甚少。为了加深大家的红色底色，所以这次十一月底的党日活动，我带领支部里的全体党员上了井冈山。对我来说，井冈山是一个熟悉的陌生地方。身为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有着足够的红色精神营养。关于井冈山的很多故事更是耳熟能详，但我却从未走进过这个神秘的地方。七十年代，有一部红色经典的现代京剧戏曲电影叫《杜鹃山》，拍得非常成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苏州这座城市向来不缺少赞美之辞，虽然我惜墨如金（主要因为墨少），但还是想赘述几句。早在八十年代末，我就潇洒地挪用了新婚准备置办彩电、冰箱和家具的全部款项，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江南之旅。此举在那个经济拮据的年代，也算是领风气之先。那年五月初的一个上午，我和太太一起从那座漂亮的小洋楼—天津西站出发，乘坐的是一列老式的绿皮火车，当

当我接到黄志忠跳楼身亡的微信后，十分震惊：从本质上来说，他该是一位多么激情而热爱生活的人啊。这样的人，他怎么会去自寻短见呢？瞬间，心里生出感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体制之弊矣！为什么这样说呢？话还得从我认识黄志忠说起。2003年吧，黄志忠在惠州市教育局任副局长，他的仕途就是从这个时候走上了快车道。当时，我在惠州市全民素质研究会任秘书长，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他联系较为频繁。再则，他是学中文的，我们亦有

十二、文中老师不好当八十年代初，文昌中学校园还是老模样，除了新建的一栋教学大楼外，所有的建筑物还是我六十年代读文中时的旧校舍。一条旧校道把校区分成两块，东校区是初中部的教室和学生宿舍，图书馆、教师会议室和学生饭堂都在这一块。西校区是高中部的学生宿舍，科学馆和音乐室也在这里，高中部的学生教室在教学大楼上。现在招收的学生多了，学校把高中部的一些教室辟为宿舍，供学生住宿。我是新来的教师，学校安排我住在教

四十三、海垠求生由于海水不断地上涨，淹没了所有低洼的地方，这个海垠显得非常辽阔，简直没有个边，除了红树林就是海水，看不到一块陆地。在夜里，我分辨不出东南西北，只能朝着有红树林的地方走，以为到了那个地方就是岸边。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当我用尽了力气赶到那里时，在它的后面又出现了一片白茫茫的海水和一片片的红树林。我在海垠里转游、挣扎。我迷失方向了。茫茫海垠，何处是尽头？我想，像我这样毫无目标地瞎

十一、百尺竿头从头越1981年春节过后不久，春风送暖，万物复苏，生机勃勃，我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到了阔别十多年的母校------文昌中学。映入我眼帘的，都是那些旧的建筑物，学校总体面貌没有变，教室还是原来的教室，宿舍还是原来的宿舍。校门没了踪影，在它的原址上，新建了一栋教学大楼。想到我要在我原来坐过的教室里给学生上课，想到我原来住过的宿舍里换上了我的学生，我不禁感慨万千。文革前文中也是一所名校。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