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四、三”起烽烟可是，好景不长，由于中学生中思想认识的分歧以及中学红代会中的矛盾，中学红卫兵很快分裂成两大派。1967年初，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解放军派出宣传队进驻学校，对学生进行军训，接着，各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军队干部的帮助下，东城区五十多所学校，纷纷成立了革委会。钟锤二十八中的军训团是铁道兵的，二中来的是工程兵。这时，受社会上派性的影响，一部分不安分的中学红卫兵，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

造反派的笔杆子在四人帮上海党羽中，除了徐景贤是“左派”的一支笔外，还有一个人的笔头相当厉害，被称为是造反派的笔杆子，这个人就是朱永嘉。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张春桥、姚文元泡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在泡制黑文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复旦大学的教师朱永嘉。朱永嘉上海解放前在读高中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上海解放时他

文昌古代名臣----邢宥明代文昌名臣邢宥跟丘浚、海瑞齐名，被清代探花郎张岳松赞为“海南三贤”，史学界誉为“一鼎三足”。今年12月某日，出于对邢公的敬仰和怀念，我和几个朋友，再次参观了邢宥故居、“湄邱草亭”和邢宥墓。邢宥故居位于文昌市文教镇水吼村，建于明代成化六年【1471】，现在是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邢宥故居位于村中心，一块大石头阴刻红底“邢宥故居”四个草体大字，格外醒目，石头背面有邢宥的简介，

二十五、谢富治掌大印1月底2月初，中央决定由谢富治主持筹建北京市新政权，成员有郑维山、傅崇碧、刘建勋等。关于北京市夺权后建立的新政权的名称，1月30日，王力透露：北京市联合，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要有三方面的人，革命群众、军队、北京市委内坚持站在毛主席这方面来的人，这样形成一个核心，将来的形式，可能还是北京人民公社。2月1日，戚本禹也说：最近正在考虑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北京人民公社，中央有这个意思，要进行

二十四、中学的红代会按照谢富治的指示，李爱民钟锤开始筹建中学红代会的工作。筹备中学红代会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上面由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牵线，具体联系是张根生，他们负责提出指导意见。负责组织工作的是卫戍区负责军训的李钟奇副司令员，具体操办的是防化处长刘丰。刘丰跟钟锤的关系很好。文革中的北京中学生比较特殊，不象外地的中学生那样都是被大学生牵着鼻子走。北京的中学生一是政治上相对成熟，造反较早，从八一八开始，

二十三、谢富治的谈话1966年底，兵团里有一个景山学校的学生被另一派人报复打伤了。有人报告给了江青，江青听了很气愤，就指派谢富治查办这事。谢富治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又是公安部长，江青交办的事，他不敢怠慢。谢富治查案非常认真，但最终没有破案。在办案过程中，作为兵团的一把手钟锤也在场，后来两个人经常来往，因而跟谢富治熟了起来。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市经常召开大中学校学生座谈会，都由谢富治出面召集。钟

二十二、不把他当孩子1967年1月，上海爆发了一月风暴，在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一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权。与此同时，北京市各造反派组织也联合起来进行夺权，他们首先占据了北京市委大楼。在此之前，钟锤在市总工会参加了两次会议，讨论了夺权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市的工人、农民造反派，大学造反派只有北航红旗韩爱晶一个人。在讨论占领北京市委大楼的时候，只剩下韩爱晶跟

二十一、北京造反狂飙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北京市的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纷纷成立。8月20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北航红旗】成立，其头头为韩爱晶。8月23日，北京师范大学井岗山公社【北师大井岗山】成立，头头为谭厚兰。8月25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西纠】成立。8月26日，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站成立。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成立。9月5日，首都大

实在不好用“涅磐”的词藻，没那么华丽；但说“脱胎”也不至于，没那么悲痛。对五十年代出生、在计划经济、体制内一直走过来的人，突然在两千年初失去了工作，就是搁现在人员流动、“跳槽”并不新鲜的年月，也不是什么人都能马上从容面对的。“重生”只是换个活法“噗通”的过程。“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意境胸怀，说起容易修起难。被领导“晾”起来时，一度心中狂躁、低沉、愤愤不平。仰望天空

永远的羞辱1959年11月，我以内招的名义考进南京河运学校，时年16岁。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最为艰难的岁月，农村吃食堂，每天去食堂领到的稀粥，三勺子捞不到－粒米，正值秋收，赤地千里，沒成熟的红芋被提前挖了出来，60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领一斤煑熟的红芋，靑壮年大多逃难去了关东，学校停课，工厂关门，人们还得大唱，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赞歌。由于严重的缺乏营养，加之从小发育迟缓，我比同龄人矮一头。我考取

在我刚刚有记忆且能够记住一些事情的时候，于我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无论是到亲戚家还是跟随着母亲去哪个地方去串亲访友，我最怕和最耽心的事，就是赶不上那班车而是步行走路去。那个年月，无论是行走在那凹凸不平的碎石公路上，亦或是农村里那田坎小路，遇到下雨的时候路上那种稀泥烂洘泥泞不堪，时不时就会使人滑倒在地，上弄得一身稀泥让人狼狈不堪的样子，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和痛楚的记忆。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时间了，但是如今回

教学楼的后面，就是那棵百年的白果树。经常受人朝拜的观音像，就在这上面。每周的烟火、炮竹、冥钱总是少不了的。（那时候，我们经常往后窗户扔垃圾。有次我扔了张着火的纸下去，没想到真个教学楼后墙的废纸，就这样被引着了，熊熊的大火啊。那场火以后，每个班级就准备了垃圾箱，专业收集废纸、废塑料等易燃品。还别说这些垃圾，还可以卖钱。很长一段时间的班费，都是从这里面赚来的）教学楼坐北朝南，西半边依次往南是自行车棚、

有的时候我的心牵着我的思维，让我独自徜徉在流逝的时光长河的岸边时，我感触到现在的孩子们读书与我做儿童时期的确是有着很多的不同。现在的孩子读书，除了成天在学校听老师讲解课本上的知识以外，放学回家后也是除了吃饭睡觉外，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辅导和补习以及特长兴趣的培训学习。而在我的记忆中，我自己在读小学一二三年级的时候，每天除了在学校里听老师讲课之外，放学回到家里放下书包后，就再也没有做过什么家庭作业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风雨中挺立的是强者，倒下的或许也是强者。我的两任上级领导倒下了，他们不是因个人的贪腐倒下，他们的人生之光彩也许在世俗的眼里，会从此黯淡下去，但他们至少在我眼中是金融改革中的尝试者、奋斗者。我敬佩他们，是他们在金融体制改革中，用双手披荆斩棘为后来者开拓着道路，闪耀过光华。往往非暴力“犯错”、非权力敛财犯错甚至“犯罪”的人，且不论人品怎样和“违法”定受惩处，都有“聪明”过人之

“左派”一枝笔在四人帮上海党羽中，徐景贤的“理论”水平很高，笔头也很厉害，被称为“左派”的一支笔。徐景贤上小学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上中学时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里共青团组织发展入团，上海解放前夕，他加入了共产党。上海解放时，需要大批干部，徐景贤在上海市的区里工作，后调入华东局的宣传处，他的文笔很好，很多重要文件，都是他在处长指导下起草的，时间一长，徐景贤就以华东局的“笔杆子”而小有名

二十、大帅闹怀仁堂1967年1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称：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这就导致冲击军队，楸军内一小撮之风在军队以及社会上迅速漫延开来。其矛头直对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贺龙等元帅，连朱德委员长也遭到攻击。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权，各地纷纷仿效，全国性的大动乱开始

十九、和江青的亲热1966年12月11日，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首都兵团的代表。这是钟锤和江青的第一次接触。在此之前，钟锤多次见过江青。当钟锤招呼大家都坐下来后，江青走了过来，她穿着军大衣，戴着棉军帽，把孩子们逐个瞄了一会，然后好象熟人般的把钟锤看了又看：“哎，你是谁家的孩子呀？”江青是套用以前她和老红卫兵打交道的方式，因为她对这些高干子弟家庭都很熟悉。但这个方法对钟锤就不奏效了，因

十八、靠上中央文革首都兵团刚刚成立时，名声还不大，跟中央文革也没有联系，还没有巴结上中央文革。他们不象老红卫兵那样，父母都是老革命，从家庭关系就和中央有天然的联系。但是，兵团的大部分骨干都是城里的学生，消息非常灵通，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中央的决策机关。到了年底，首都兵团的势力已经大大地发展了，有了将近10万人的中学生，成了势力仅次于首都三司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战斗力大大加强了，而且一度左右了北京市中

十七、兵团的小政变文革期间，反复无常的人，反复无常的事层出无穷，今天我联合你打他，明天，你联合他打我，更是常态。到了年底，由于老红卫兵-------北京联动已被打垮，首都兵团已经成为首都红卫兵造反派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时，在兵团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问题是在对血统论的认识上。在兵团的领导层，尽管大家都反对对联，但龙江和另外几个兵团头头一边反对血统论，一边却心有余悸。这时，钟锤的父亲也被打倒了，

十六、联动被打垮了血统论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基础，也是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的基础之一。尽管如此，在谭力夫的讲话出笼之后，对血统论的直接宣扬就成了反对工作组进而搞垮许多高级领导人的绊脚石。因此，从1966年9月13日北师大井岗山贴出公开信，把谭力夫的讲话认作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应当立即收回开始，拉开了批判谭力夫讲话的序幕。9月15日，北工大东方红、北师大井岗山等造反派组织召开大会，成立了首都大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