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冬凌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已记得不太清楚了,只剩一些小小的片段还残存在记忆中,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更加清晰了。冬凌那时候是一家企业报的编辑,好像是有人告诉我她和我是一个省的,我就去找她了。冬凌很年轻,也就二十多岁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她属牛,大我一岁。她留一头长发,不过不是当时很流行的披肩发,而是拿橡皮筋
说说话话,等等待待,集场的日子就要到了。小商小贩们早半日便来了,屯了车子,选了地盘,歇歇脚喘口气开始忙着摆设铺陈,接电线架起音箱麦克风,踩凳子挂好减价标语牌,上面用大红的广告色歪歪扭扭地写着:“跳楼出血亏本回老家,讲价钱打死也不卖!”小孩子们眼巴巴地盼不到天亮,去年集场上香甜的糖炒栗子,加了色素的糖
地球是个大世界,火车是个小世界。坐火车的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打工的,洗头的,跑销售公关的,单位出差办公事的。职业地位不同,行礼也各有不同,拎公文包的,拖箱包的;民工回乡要用扁担挑了两个鼓鼓的蛇皮袋,衣被鞋袜应有尽有,锅碗盆瓢尽在其中;时时髦女郎就只挎个女士包,里面只装镜子,唇膏,眉笔,卫生纸。有行
肉店老板要高声吆喝着招徕顾客,电影新片也做起了广告,现在拥挤的地方越来越少了,但公交车的站牌下面依旧肩膀擦肩膀,脚尖碰脚跟,后面的拥前面的叫,一心只为占个黄金位置。车有高档低档之分,乘车的人也有三六九等。眼明手快的判点准确,直奔座位,如兔之起,如鹘之落;痴弱年老的只能望座兴叹,扶杆而立;更有排在最后
缺什么的就想什么,乡下人腰包鼓了要进城买套高层单元楼,图的是个方便,气派;市里的大款开车去住山顶,海边的别墅,求的是个清静,自在。打工在外的,就只能住个大杂院儿。大杂院是厂里为外来职工家庭盖的,两排三十多个房间,四周筑了围墙,中间是个大院,大杂院里吵,三十多个家庭家家都有小孩,暑假,双休日就在院子里
天上有多少颗星地下就有多少个人,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双手。手有形形色色的:大的,小的,白皙柔软的,青筋毕露的。树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办案的警察从来没见过两枚一模一样的指纹。每一双手里,都有一段历史,一段故事,每一根纹路里都凝聚着长长短短的岁月风霜。农夫的手指根部有硬如卵石的老茧;作家右手中指,食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