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村一位比我大二十来岁的同辈二哥出任我们村的临时教师,被称为“民办教师”。他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却很敬业,因挣的是生产队上的工分,还有几十元的工资待遇,村人们就都很羡慕与尊重。他给我们当老师的时候,学校被迫改换了地方,把我们村窑厂原先晾瓦的车间改成了教室,这样学校的院子就很大,位居村中,三面敞
解放后的小学多是联办小学,设在人民公社驻地或者是有影响的大村。我们村当时只有一百二十几户人家,按资格不可能设立办学点,这样就弄得我们村的学生今年上那个联小,后年又上那个村小,本来村子就穷,搞得一些家庭的孩子今年这家的辍学了,明年那家的孩子因转校又不念书了。学校不在家门口,穷村人的孩子上学就难以长远啊
记得“文革”在我们村开始的时候,我们村的“造反派”先拿“刘氏婆”开炮,在我们原来学校的教室里开批斗会,我们西埠的群众也都参加。刘氏婆是外地人,拖一口外地腔,那年他男人到青岛“跑角”在大马路上捡到她,领回家作了老婆,就没人知道她的来历。十几年后,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突然有一年有一天,上面来了四五个公
我出生在青岛“母亲河”——大沽河的西岸。老人们传说:先有“一迈河”,后有大沽河。可见大沽河出生时也只是条“小沟”!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大沽河早已是一条宽阔的大河,水面宽,水面东的河滩更宽。秦始皇东巡时,经过“一迈河”,流传下一句千古圣谕:“水冲西岸,沙淤东岸”,我出生时的村庄已是往西三次大搬家了。记事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有一种屋,是我们村的男人们在冬季里大都离不开的。在整个冬天里,除了回家喝水吃饭睡老婆,男人们绝大多数时间就是在这种又暗又挤又潮湿的大屋子里忙碌着度过的。待冬天过去,春天变暖了,人们就将它拆散平掉了。到了来年秋后,村人们再搿合到一起,重新踩点挖土搭架盖屋,就又是一个忙忙碌碌的暖冬。这
把屋俗称为“窝”,在我小时候还是相当准确的。幼时的农舍又窄又矮,房顶大都是用麦草铺顶的,很少有全瓦房的屋顶。有几户盖瓦的,也只在檐边铺下三行瓦,是专为防风而铺的。无论春夏秋冬,只要大风刮来,那用麦草披的屋顶一旦揭开边儿,满天的麦草就像放纸片,十几个人上去爬着也是压不住的,剩个光秃秃的屋顶,风停下只能
场院屋的来历,是因人民公社时期以生产队为单位管理耕作与收获,在村边上总要留出一块大空地,用来收获和打场,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这样一个场院。有场院就需要有看管,有生产队就要有杈、笆、扫帚、扬场锨,耙、犁、套子、牛马骡,就需要有饲养员的住所,这就是“场院屋”。场院屋里除了晚上等着记工分的人们和一旁排列着的
我是一个人。我不可能是一个人!一个人以两个人乃众多人的方式在生活着,一直是我的悲哀,你的悲哀,是这个世界上最严重的灾祸。“我”被生下来,原是单纯的血肉之躯。这时候,我不会撒谎,不被分裂,不懂变形,因为还不谙世事,不知思想,不切爱和恨。当我会吃奶的时候,开始萌动起私心的欲望,在母亲白润光洁的胸怀里拒绝
小辛哼起小调来白马乡报到,时值主持机关工作的张副书记正和响当当的王书记算帐……小辛大学本科毕业,在乡中学任语文教师三年,颇有文才,是王书记破格选拔的秘书人才。辛秘书见俩位书记挺忙,兴许是隐秘大事,打过招呼刚要退出,不想被张副书记叫住了,递他个微型计算机,说:“喂--”算作指令。张副书记念,辛秘书就在
无论是谁,大概都不会无缘无故地轻贱自个儿……三伏那天,苦暑难挨,我骑上自行车汗水淋漓着到胶东河汊镇体验生活,迎接我的镇长姓王。虎头王,他挪动着塔样的身体,颠着圆肚,挺过一只钳似的大手,欢迎欢迎!一见便知是个典型的农民干部:朴实、爽快。王镇长表白说早就接到上级的通知……怎么?您个作家怎不来个电话!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