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不是地道的台湾人，他是在1949年的时候，随国民党军队一起前往台湾。在地道的台湾人眼里，他是外省人。而多年以后，在他从小生活过的城市里，他是一个归乡的台湾老人。
唐伯的本名叫唐承泽。在他去台湾之前，父亲已经去世。他走之前是准备带上全家人一起去台湾的。结果，母亲以死相胁，说父亲生的时候守着父亲，父亲没了，就守着父亲的坟茔，死也不离开半步。于是，他只好妥协。
母亲不走，唯一的亲兄弟自愿留下来照顾母亲。他一个人就带着全家一大半的钱，带着妻子和年仅两岁的儿子、不满一岁的女儿一起去台湾。
这一走，就走了几十年。
第一次两岸能够通信的时候，他写信回来。知道兄弟没了，母亲还依然健在。在往返的信封中，母亲还寄送了一张专门为他照的黑白照片。他收到之后，一个人在台湾，在自己的屋子里泪流满面。他知道，照片上那个硬朗的老太太真的是自己的母亲。他一边哭着流泪，一边却在心里高兴得想笑。只要母亲还活着，无论相距多远。总还有尽孝的机会。
我很好奇，数十年之后，唐伯是从哪里看出来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自己的母亲，难道他母亲这几十年变化不大，抑或是面上有容易辨认的记号？
唐伯说，自己的母亲是最爱干净的。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在衣服襟子上缀一个颜色适宜的帕子。在母亲寄来的照片上，他看到了一个别在衣服上的手帕。他就知道那定然就是自己的母亲。
果然，真的是母亲。
在两岸刚能开放探亲的时候，他第一个抢着回来。在归来的飞机上、回家的汽车上，往日的回忆像电影一样一帧一帧地在脑中回放。
他想起那个总是沉默却时常带他去田地里看收成的父亲。想起曾经属于他的大片大片的果园、田地。想起夏天，微风吹过那层层起伏的金色麦田。想起小时候，骑在仆人的肩头一路开心地闲逛。想起那个娴静、有爱、内心刚毅的母亲，想起她的笑，想起她呼喊自己名字时的暖暖腔调。想起小时候甩着鼻涕跟在自己后面的弟弟。想起临走前，他坚毅的目光。
想着，想着，眼泪就全下来了。
那些曾经在台湾拼命想也想不起来的记忆，全部都沸沸腾腾地出现在脑子里，烙在心里。像是一块长着棱棱角角的石头，将心里磨出一道道说不清楚是怨恨还是自责的伤口。
回来了。推开老旧的木门，看着母亲一个人守着已经破旧不堪的小院。他忍不住，跪在母亲的面前，失声大哭起来。
他买了地，没盖高楼。就老老实实地按照自己家以往的四合院，盖了全木结构的平房。院子里种了母亲喜欢的樱桃、石榴、玉兰，他还亲手搭了一个葡萄架子，陪母亲下了几局她早已没再下过的围棋。黑白子之间，母亲走得凌凌乱乱，两个人的眼泪也跟着棋子凌乱地落在棋盘上。都想忍住泪水，却都没有忍住。几十年的时光，几十年的悲苦、思念都跟随着眼泪一起落下。
唐伯说，虽然命运曲折，他却依然很感激。因为能相见，因为能说心里的悲苦、欢喜，因为能将心里的孝意踏踏实实地传递给母亲。
唐伯的母亲活到98岁，生前曾随唐伯一起去台湾住了将近3年，感受到了子孙满堂的喜悦。去世后，唐伯将母亲的骨灰送回故乡，和父亲同葬。
唐伯为什么会去台湾？在部队是跟谁走的？当年是沿着哪条路线去的？同去台湾的那些同乡境况如何？
有人问，他却从来不答。他瞬间的沉默能让所有想知道答案的人在这无言的沉默中嗅出一点点属于那个时代的军人的尊严和气魄。
当年，唐伯在台湾军队整合的时候，退出了部队。用带去台湾的那些钱，开了一家酒店，通过和部队的关系，将生意做稳了，做大了。后来，子女们也成了父母，而母亲也过世了。他就将自己的生意全盘交给了子女。一个人回到故乡，住在为母亲建造的那个小院。可惜的是，和他同龄同辈的人基本已经作古。他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曾经熟悉的土地上四处走走，看看曾经谁的家变成了一家宾馆，谁家的坟地上盖起了高楼大厦，曾经的水塘子现在也变成了住宅小区。在这里，除了那熟悉的乡音是他记忆中的样子，即便是脚下的土地也早已不能再让他嗅闻到泥土的芬芳。
唐伯在故乡衰老得很快，他能记起自己和锦绣布庄家的小姐第一次在路上的偶遇，想起自己在心中暗自期望，她会成为自己的妻子。还没来得及说，父母就已经帮他定下了亲事。他没想到，两个人真的会成为一家人。在掀起红盖头的时候，那是他第一次觉得老天真的厚待于他。这样的往事，他能讲得很清楚，也会讲很多遍。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和自己说话的人是谁，即便问他的是自己的儿女。
见过唐伯之后，我才懂得，历史从来残忍。愿意记录和能够记录的都只是那些大事件、大人物。像记会议笔记一般，只记得重要人物、优秀代表的发言。谁会记得那么多细小的人物以及那些人物背后所包含的广阔的变迁与情感？那些经历、情感、细枝末节、枝枝节节的故事都如烟消散。即使想问、想知道，也只能对着各式各样的历史故事去猜测，去想象。再用自己的想象去描摹出一个又一个已经逝去的生命。这像不像是文字的人造景点？没人会去较真，只要好看就能够赚个盆满钵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