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菲比姐姐坐在小咖啡馆蜜糖色的灯光下谈论起葛优——她的梦中情人。解释起为何用这4个字，我记得她突然豪放转含情，甚至有点羞涩地朝我眨了几下眼睛，说：“因为我确实梦到过葛优很多次。”
2008年年初，菲比还在上大学时遇上了些挫折，一狠心用打工存的钱买了机票，飞到成都散心去了。几天后要回北京，荷包奄奄一息，又碰上挤破头的春运初潮，硬座硬卧早已售空，无奈，她只有用全副身家买了软卧车票。
那天的软卧车厢出奇地安静，每格包厢都房门紧闭。这恰好遂了菲比的愿。她有写日记的习惯，在成都吃喝玩耍落下了好几篇，所以一上车，她就坐在过道上的小桌板前奋笔疾书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菲比才注意到有个人影晃来晃去，绕到她身后时还伸过头来瞄一眼。她觉得眼熟，又因近视看不清。那人影不急不缓地打了几个趟，停在了菲比身后，俯下身来慢悠悠开了腔：“姑娘，我看你写了好几个小时了，是作家吗？”
菲比猛地一扭头，看着30厘米外那颗突然拉近的、亮晶晶的光头，瞬间石化。这是菲比最爱的男演员，她郑重地对我说 ：“没有之一。”那几秒，菲比仰头看着这张刚步入天命之年的脸。半晌，才唇齿不清、吞吞吐吐地说：“我……我写日记。”拙口笨舌到一个多余的字也吐不出来。
这时有工作人员过来叫他，他应了几句，随即再次弯下腰，以同一水平线的视角对菲比说：“你先写，等会儿吃饭时我们再聊。”菲比愣了：“还有‘等会儿’？”
后来她才知道，除非逼不得已，葛优从不坐飞机。2008年 1月，他刚在成都演完话剧《西望长安》，剧团包了软卧车厢回京，剩下唯一的散客位，竟被自己给捡着了。
到了饭点，餐车似乎被搬到了葛优那一小格门前，菲比看着那些端着小碟鱼贯而入的厨子和列车员，竟产生了身处御膳房的错觉。她听见葛优前后跟谁说了好几次菜够了，“流水上菜线”才终于停止。随后葛优的助理走过来，并将她带进了葛优的私人包厢。
那两个多小时，从头到尾都是葛优在发问，他撑着下巴、露出两颗门牙，稍咧着嘴并微微点头，对菲比所讲的一切，她的大学生活、她所学的专业、她如何热爱背包旅行等，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致。她暗自琢磨，这是“大腕”该有的架子与距离感吗？如此看来，葛优就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男人呀，并不像大银幕上那般口吐莲花、贫个没完。但他又这么不落俗套，慢条斯理，裹着与生俱来的幽默。但有一点，葛优和他所塑造的人物是统一的：让人心里有谱。
葛优鼓励她去当记者，他觉得菲比能让人产生“信任感”，甚至说，如果需要，自己可以提供帮助。最后他拿出手机， 笑眯眯道：“如果你不介意，我们交换一下电话号码吧，以后可以常联系。”
一个月后春节到了，出于礼貌，菲比尝试着编了条短信，琢磨着不过问候一下，他竟回复了。2008年3月，《西望长安》在北京开演，菲比第一时间上网查票，却连头等票都在半个月前售罄。她只能满心遗憾地发信息预祝葛优演出成功。过不多会儿，葛优的电话打过来，他说：“演出那天你到剧院，我给你留票。”当晚，菲比近距离看葛优演完整出话剧，他脸上的神情，无论喜怒，历历在目，她甚至能嗅得到他身上暖洋洋的味道。
我追问她之后故事的走向，她却捶胸顿足地告诉我：“手机不久后就遭了小偷。”在还不流行补办SIM卡的年代，葛优的号码就同那台老式索尼爱立信一块儿随风而逝了。
但她说：“没关系啊，他那些不经意流露的东西，让我明白，无论你飞得多高、去到哪里，都要沉下心来、脚踏实地。”
菲比真的成了一名外媒从业者，每天跟着各国高大强悍的记者上山下海、深入虎穴。照她的话，这一定是“托了他老人家的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