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春节刚过，我们来到煤矿二井，往火车站的站台运煤，开始头几天，用大马车，我们跟车装卸。我还记得，大伙装车都跟抢钱似得，恐怕没有自己那份，没有自己那份可不行；看着车装满了还争着跟车去卸。为了一车补助一毛钱，男知青赶车使劲跑，跑的啥样别说，最后把车厢板都跑丢了愣是不知道。多亏补助一角钱，要是补助一元钱就得把马累死，我们浑身上下都是黑的，一个个就跟小鬼似的。此时我插嘴说：“矿山有澡堂子，洗呗！”

收完秋，地里的粮食都进场院以后，公社会召开庆祝大会。而我们青年点也要庆祝，那就是会餐。那是我们来乡下的第二个秋天，这次会餐我们杀自己养的肥猪和羊，并且自己动手，仿着村子里女人的模样灌猪肠子，熟了之后也用手拿着很长一块用嘴咬着吃，虽然那种吃法看着有点粗俗甚至野蛮，但大伙都愿意那么吃。要说手抓血肠野蛮的话，那吃手扒羊肉就更野蛮。就是把羊杀死收拾干净后，把整只羊放在大铁锅里，加入鲜姜、大料、花椒等调料，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不久，从广播里传出了打倒“四人帮”的消息。刚听到的时候，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生怕听错了。还是后来听了李书记的报告我们才相信了。其实李书记也大字不识几个，也就是开会的时候装装样子，念念报纸啥的，平时跟大伙说话也是粗声大气的，只是与大老粗出身的队长相比要文明一些，至少不会在我们女知青面前说粗话，更不会骂娘。不像队长，动不动就骂娘。那天李书记刚念完文件，说让大家发言讨论讨论，

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震天动地的秋收大会战就打响了。当时我们也知道，虽然毛主席逝世了，可党中央还在，太阳也还会照样出来，我们还要继续生活。我们那时候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具体到每个人的实际行动就更简单了，那就是苦干、实干加巧干；出大力，流大汗，轻伤不下火线。我跟你说，那时候我们割地真都跟玩命似得，谁有个小病小灾啥的，都不在乎

转眼间1976年的秋天就要到了。也是从那年开始，我们青年点有了自己经营管理的试验田，我们种的粮食品种多着呢！我记得有：高粱、玉米、黄豆、谷子，还有小杂粮，像什么豇豆、小豆、黏黍子，也就是包豆包用的。真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俨然就是一个生产小队。说到生产队，要种地就离不开种地拉车的牲畜，像什么马驴牛啥的，不然就啥也干不了。饲养员是大队派给我们的，据说跟张队长是同一个村的。姓牛，当时六十多岁。饲养牲口是把

刚打完羊毛没几天，我又被领导安排到厨房做饭去了，搭档也由原来的卢秀荣换成了孙桂枝。要离开那些羊了，那天早晨我比往常起的还早，我要和它们告个别呀！我刚走进羊圈，那些羊就好像通人气知道我要离开它们似得，一个劲冲我“咩咩”地叫唤，有好几个还围上来，用羊头亲昵地往我身上蹭。我跟你说，与它们朝夕相处八个多月，我和那些羊都有感情了，有时我甚至对别人说：“那羊比人都强，都懂知恩图报。”卢秀荣看着我伤心的样子，就

难熬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一转眼春暖花开，我们放羊的羊倌也迎来了一年之中的黄金时节。此时小羊们也都长大了，而大羊也不在这个季节里生小羊。漫山遍野，蒿草多高，每天羊都吃得饱饱的，然后趴在那美美地享受着大自然带给它们的快乐。我现在告诉你，当时我们放的是我们青年点养的羊，并不是给生产队放羊。当然人家后梅林皋生产队也养羊，放羊的羊倌是一个将近五十岁的半大老头。有时候两帮羊群会赶到一个山头上吃草，那半大老头

对于上山放羊，有的人就说了，那有什么难的呢？不就是羊倌吗，又不是人官；再说，羊自己有腿有脚，也不用人背着抱着，赶到山上一撒就行了呗。其实我跟你说，说这话的人那是他不知道放羊的苦，有的时候还真得抱着羊放。说到这里，她发现我睁大眼睛看她。就问我：“咋地呀？你还不信吗？”我使劲点了点头，随后反问她：“难道你们还真抱着羊放吗？”这时我看她笑了，用手指着我说：“看来你也不懂，别看你是从农村长大的，我问你，小

秋去冬来，我们迎来了在农村最难敖的日子。冷，是我们这些冬天在温室里长大的男女知青们的又一种痛苦折磨。我们有时候后半夜冻醒了，就会两三个人一个被窝里睡，那种感觉，就连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十分温暖，真的是比亲姐妹还亲呀！那种亲情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可要说到让我们女的放羊，有的人就会问：“闲着那些男知青不放羊，非得让大姑娘放羊吗？那时候女知青放羊是最普遍的，男劳力要干的活我们女的更干不了。虽然毛主席说“时代

我和我爱人约见许丽，当我让她讲述知青生活的时候，她第一句话就说：“我们下乡那个破地方实在太穷，我们当时也太苦太累。”紧接着他说了几件与她自己有关的苦、累以及有趣的事，她看着我说：“不知刘国英跟你说了没有，我们住的那房子是人字架的，四处透风，那真是外面刮大风，屋里刮旋风；要是下雨，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下。”这时我假装听不懂，插嘴问她：“外边都不下了，屋里咋还下？”她也装着不懂，笑着说

当了一个星期厨师，我除了感到做饭很辛苦以外，再就是反感。当轮到我上山干活的那天早晨，我就好像出了笼子的小鸟一样，撒着欢抖开翅膀往山上跑。开工干活了，工作简单枯燥而乏味。就是每个人胸前带着个类似做饭扎着的围裙的一样的东西，不同的是这个围裙是双层的，在胸前有一个兜囊，把摘下来的棉花放在里面。每个人的胸前都鼓鼓的，当时让我首先想到像个袋鼠，又像是笨重可爱的南极企鹅，走起路来一摇三摆，难看得很。弯腰成直角

山沟里天黑的早，刚才看着太阳还挺高，可它一骨碌就下山了。黑天后的乡下那真叫是黑，屋子里闭了电灯以后，啥都看不着。不象我们原来在家的时候，公家的电灯黑天也亮着，现在人家社员天刚黑天就睡觉了，整个营子都漆黑一片。可我们不睡觉，都很晚了，还灯明瓦亮的。有的人可能就问了，黑天就睡觉吧，还点灯熬油的干啥呀？我跟你说，那时候可不是现在你想睡就睡，当时晚上忙得很，开会学习、安排生产、写心得笔记，排练文艺节目，事

七月二十八日，是我们终生都难忘的日子。记得那天早晨，我们七十多个工人子女，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集合，准备坐车出发。等我到地方一看，就见矿山俱乐部门前到处都是人，真可以说是人山人海。有哭的，也有笑的，啥模样的人都有。不一会，大广播喇叭响上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时候《东方红》歌曲每天必唱，然后才是矿山广播员开始广播：“大家都注意了，下面请矿山领导给大伙讲话”随后听见从广播喇叭里冒出一

二十年以后，我作为煤矿矿灯修理工，去给地处内蒙边界的一个煤矿做充电指导，中间正好路过北塔子乡，就顺便看了杏儿。那天我看到她时都不敢认了，好像她是我姐，甚至都跟我妈的年龄差不多。杏儿的命真是苦啊！公社革委会解散后，她男人被赶回了家，干上了耍钱的勾当。把家里值钱的东西，该买得都卖了，里里外外让他折腾个精光。最后人还变成了精神病，疯疯癫癫的。我去那天，看他蹲在墙角，呆呆傻傻的，在他身旁放着几本稀烂稀烂小

四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十五六岁的黄毛丫头的时候，就已经上矿山下属的一个叫“副业队”地方干临时工了。那时候，我就像个刚长全了翅膀的小燕子一样，在劳动工地上飞来飞去的。装卸火车、往火车站运煤、挖土方，啥活累我们干啥。我们那时候干活都没深拉浅、不管不顾的，常常不知天高地厚地去拿超出自己体重的东西，一点不知道找尖蹭滑，珍惜自己就更不会了。队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坏老头，他欺负我岁数小，干活总是鸡蛋里挑骨头，在我

正当我们在屋里聊得起劲的时候，一股诱人的香味从厨房飘进来，我禁不住一眼一眼的朝外屋张望。随着香味越来越浓，花花绿绿的酒菜已经摆上了饭桌，我和我媳妇在张队长的陪同下来到酒桌旁坐下，我毫不客气地与他推杯换盏起来。自从我来到乡下以后，我除了对做买卖和挣钱的事感兴趣以外，我还对两样事感兴趣，那就是抽烟和喝酒。刚开始的时候，我拼命捍卫着知识分子最后的那点尊严，不想让自己一下子就成为粗鲁的农夫莽汉。直到有一天

我比现在年轻二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个体经营者的头衔，成了生意场上的买卖人。当我放下教科书走出教室，来到市场上的时候，我就如同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少年，满脸的懵懂，一身稚嫩，没有一丁点经验可言。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在我满怀希望地进入到一项买卖的的时候，看到的则是我之前意想不到的情景，那些买卖人经常为了达成一项交易而不停地吵吵闹闹，在讨价还价中争来争去。文化水平在这里没有高低之分，空洞

上天黑了下来。刚刚还有一层灰亮的，转眼间，不知被谁偷了去。母亲还没回来。我不明白田地里怎么有那么多的活儿要干，需要母亲每天都早出晚归，长年累月。劳动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或者说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已经没人问为什么，反正家家户户都如此。但是这天不同。八九岁的我亲手做了一碗面条，并且第一次将青椒切成丝，和了韭菜，出锅时，香气扑鼻。上次见了邻居这样弄，面碗里还有肉，我也跟着学样。我郑重其事地将这碗面条放在厨

重走治病救人路-3杨外婆在我家住了半个月后，心情总有些郁闷，爸爸妈妈知道她又开始担心三姑娘和她的傻孙子了，决心给她一个惊喜。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爸爸专门进城去把三姨娘和她的傻儿子接过来，当他们推开大门时，杨外婆和妈妈正在天井里忙碌地操作，由于太阳光很强烈，天井上的白色蓬布己经拉开来遮挡阳光。三姨娘的傻儿子当时己经十三岁了，三姨娘把他打扮得很精神，他上身穿着一件白色带图案的园领汗衫，下身穿着一条兰色短

重走治病救人路-2这时罗伯伯和罗妈妈慢慢走了进来，看见这么热闹的场面，忍不住快乐地笑起来。辉翼大哥赶紧端了两个凳子过来摆在他们面前，恭敬地请他们坐下，罗伯伯夫妇俩也十分客气地和大家打招呼，大家又天南海北地聊起来。妈妈向辉翼大哥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大厅。过了一会儿，妈妈端了两盘切好的西瓜送进大客厅，辉翼大哥也端了两盘西瓜送到天井里，让正在玩耍嘻戏的孩子们吃个够。霎时间孩子们安静下来，高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