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睡不着觉，躺在床上，耳听远近断续传来的鞭炮声，想起了儿时放鞭炮的情景。放鞭炮是我们儿时的乐事。那时，一年之中，一般过年才放鞭炮，从腊月开始，买来小鞭，拆开，燃起一根香，点着一个小鞭，向空中扔去，一声脆响，心中便起一阵喜悦。那时，没有多少作业，寒假里主要是玩，我们走到哪里口袋里都装着小鞭，那段日子，大街小巷、机关大院、工厂学校，到处便时常响起这种脆亮的声音，更增添着过年的气氛。大年三十晚上和大年

十几天来，无论是在路边小店还是在商场，也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甚至那小区里的打扫卫生的保洁员———一个干瘦的六十三四的老头，几天早上看到我之后都在问：“乌克兰被占领没有？怕是打不赢俄罗斯吧？！”的话。于我而言，我的确是不喜欢看到那打仗的消息，因为打仗终归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打仗是要人命的事，一个国家的领导一般情况下都是坐在后面说话，是不会冲到前面战场上去打仗的，死的人一般都是老百姓或是老百姓的儿子女儿

我与妫川文学的故事(下篇)：张和平、浅黛、周诠、林遥7。张和平：散文诗在延庆散文诗创作是延庆文学创作的特点，延庆既有中国散文诗创作的副会长乔雨先生，也有散文诗学会理事，更有众多的作者，延庆的散文诗创作应该代表了中国散文诗创作的当代水平。我的散文诗创作从一九九三年以来，从师于中国散文诗学会的柯蓝老师和乔雨先生，从九十年代至今，写了五百余篇散文诗作品，深得柯蓝先生、乔雨会长的赞誉。特别是与乔雨先生相识

我与妫川文学的故事(中篇)：华夏、谢久忠、陈超4。华夏：我这本书的几个亮点?亮点一：书名很长。这本书的书名叫《平凡的生活里总有不期而至的感动》，15个字，太长了，如果肺活量不好，一口气都读不下来。为什么要叫这样一个书名呢？因为我曾经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散文，题目叫作《平凡的生活里总有太多的感动》，反响很好，我自己也很喜欢。我本来是想用这个标题做书名的，细想想，这个标题又有点儿别扭。别扭在“总

我与妫川文学的故事(上篇)：石中元、郭东亮、远山金秋十月，秋风送爽。2021年10月29日，北京出版集团副总经理赵安良，在“妫川文学与长城文化带建设”论坛上，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北京出版集团专门策划出版了12卷本的《妫川文集》，这是北京市延庆区作家协会为推动北京文学事业发展和长城文化带建设进行的一次创新尝试，是对新时代延庆文学创作的一次检阅和汇总。“妫川文集”从某种意义上填补了北京各个区文学作品集出

化险为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会儿是乌云满天，黒风旋旋，一会儿又是云开雾散，阳光灿烂。人生的命运跟变化的气候一样，谁能预料得到？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人们象着了魔一样，被卷到造反的漩涡里去了。邢凯在学校里参加了红卫兵，整天不是写标语、贴大字报，就是斗黒帮、砸文物，忙得团团转。邢凯出身一般，并非苗红根正，在战斗团里是个不起眼的人物。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那些写大字报、贴标语等琐碎的

大学生活我在海师三年的学生生活【1978年至1980年】，亲眼目睹了海师的巨大变化。开学后不久，我想买一些生活用品，可是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学校小卖部，后来在同学的指引下才在一个角落里找到它。跟海中的小卖部比起来，它要小气得多，很多日常用品在海师里买不到，但在海中就可以买到。有时我要买一包香烟都要赶到海中去买。我刚到海师时感到最难受和最麻烦的是洗澡。学校里男生只有两间洗澡间【露天】，每间有二十多个水

南渡江畔七月初的一天，我和建华山大队的民工们来到了南渡江水利工地------琼山县的树德村。这真是一场大兵团作战：我们大队整整来了八百多人，连一些受管制的四类份子也被叫到了工地，大队书记黄循湖亲自挂帅，各生产队队长都上来指挥本队的社员。那些回乡的知识青年全部上了工地。大队还把广播站也搬到了工地，进行舆论宣传。我的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宣传小组，编写【工地快讯】，报道工地信息和先进事迹。南渡江是海南岛最

看大班戏小时候，大人们把看琼剧叫做“看大班”或“看大班戏”，我至今都弄不清“大班”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指人数多的意思吧。在那个年代，我们乡下非常闭塞，缺少娱乐生活，能看到电影和琼剧是村民们最大的娱乐享受。电影队一般二三个人可以搞平，但琼剧团人数要多得多，至少要数十人以上。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很多琼剧团经常来我们大队演出，有时一个月来几趟，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建华山大队出了名。1958年，担任大队总支书记的

回想起那些日子，那时我刚满七岁，按现在的说法叫懂一些事情了。可惜刚进校园的一年级学生，我和伙伴们相比是有点不如意的，有一次我肚子痛的厉害，要到早上上学的时间却缓解下来了，原本不愿意上学，却又怕老师让站黑板，便在心底答应让痛再重一点。说起来好笑，现在看来只需要装了，而对比站黑板又有什么呢？可当时我就是娃娃，就没有这么成熟，左右撵不上智慧，反而熬过了上课的时间。糟糕，赶紧一翻身，抓起衣服提上书包便跑去

一个人经历和看到过一些在当时以为是很平常的事，而后来被历史和历史学家称之为大事的事，是非常值得一个人回忆和感概的事。当然，有的会让自己在回忆中祷告和期望，那样荒诞和让人伤心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但愿不要再发生了。譬如说那场“浩劫”式的所谓运动。而有些当时看来不怎么样，后来却感到格外的有意义，内心里面也是有一种十分享受的感觉。一九八零年的春节，当时的我在清水区公所工作，工作岗位是区公所的广播干事。广播干

老家门前的大路对面是新修浚的凤凰湖，风光好，视野也很好。冬春季节，晴朗的天气里，红红的日头上到三竿高，阳光开始照到我家院子南墙上，一片金黄，暖意洋洋。随着气温的升高，走出家门的老人们踽踽而行，有的从大街的东头走到大街的西头；有的从大街的西头走到大街的东头，然后拐到我家大门外。有的则直接走到我家大门前，围着凤凰湖转上两圈，看看湖里尚未干枯的水草和偶尔起飞的山鸡水鸭，听听周遭树枝上或塔松间鸟雀的鸣啾欢

坡柳筑坝1969年简直成了我的“水利年”，这不，我刚参加完澄迈水利工程的建设，回到生产队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又要赶去参加坡柳的水利建设了。水利因何跟我结下了无缘之情？我想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从大方面来讲，因种种原因，我回乡后的发展空间很小，当兵与我无缘，提干和招工更没有我的份，我只能在大队这个很小的范围内找出路，如能当个渔民或在大队企业里谋个职业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我当时就没有想到读书，我从来就没

电影迷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非常缺乏文娱生活。一个月能够有一次电影或是琼剧看，那就是村民们最大的娱乐享受了。当时农村里基本上就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也很少。我同祖宗的循台叔自己组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能收听附近的广播电台，孩子们感到非常新奇，经常聚拢在一起收听广播，我们最喜欢听歌曲，有时也听海南话新闻，我们常常把“海南人民广播电台”叫做“海南人民不得闲【海南话】”。一到放电影或是演琼剧的时候，就是我

同窗情同学情浓，同学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岁月把同窗情酿成了酒，愈久弥香。可是当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突然到来的时候，革命比情感更重要，同窗之间的情感发生了裂变。吴梓和李焕从小生活在一个大院里，两人的父亲在同一个单位里工作。他俩一起上幼儿园，一同上小学，又分在同一个班里。李焕性情温和，而吴梓则很好强，两人性格不同，但却是一对好朋友。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李焕的父亲被打成“黑帮”被红卫兵批

一九七七年的十月，那时候我已经在杨柳公社红花大队的知青点当了一年多的知青了。大概是在过了国庆节后的一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谢仕学来到我们知青点，先是找上大队茶场场长也是我们知青点的实际领导人兰兴贵商量事情。过了一会儿后，兰场长又把我叫到茶场的会议室，说是谢书记找我说事情。到了茶场的会议室后，谢支书看到我进去后，便放下手中的一个小笔记本和钢笔对我说：“刘红，刚才与兰场长商量了一下，大队决定买一台收扩放

（二）如今我居住在距离成都城市中心十几公里的，行政地属于双流区万安街道办事处辖区，管理上則是天府新区的一个小区。虽然不是在成都的中心城市空间里，然而户口本上也确也是表明了成都天府新区的户籍。一个人的人生有许多的巧合，我是这样认为的。在一九七零年的十月份左右，我亦在距离我现在居住的小区两三公里远的地方，那时候叫双流县中心公社香山大队十五生产队我一个舅舅家生活过半年的时间。那是因为在杨柳场没有读上初中

（二）一九七六年的八月五日这天，我去到了杨柳公社红花大队第四生产队当了一名知青。一起去到知青点的人一共五人。虽然大家干活都是在知青点也就是大队茶场，但是每个人的户口按照政策规定都分别下到了生产队。当时我那个生产队全生产队的人口男女老少加起来有一百三十多口人，可能是生产队副业搞得比较好，也就是生产队集体养的猪比较多，加上到了打谷子前的一个月，又养了几百只鸭子，那几百只鸭子开始是在生产队的保管室嗮坝圈

翻开记忆中的许多往事，仔细地观察和品味，其实许多当时并不在意的一些些小事情，在时间的荡涤下，过去了许多年却让人从中得到感悟良多。记得我自己第一次看到电视的时间，是在一九七二年春季的一天晚上。那天我从黑龙灘旁边的杨柳场出发骑自行车，在当时全是碎石路现在的213国道，面骑了几个小时七十多公里到双流中心公社香山大队十五生产队我光宇舅舅家。那时候中心公社街道大家又将它称之为“”中心场”，也就是现在而今的地

七三年年初，父亲如愿以偿从绵阳调回成都。安顿好工作双亲立即着手筹建居处，东跑西颠看过无数地界，最终在杀猪巷口修建了两间神往已久的土坯房。彼时离花小开学报名，仅剩下半年左右时间。不知母亲从哪里打听得知，上花小必须要有上过幼儿园的履历，于是东央西浼托人将我安插进了幼儿园大班。大班课堂设在进大门左边倒数第二，一间框架结构篾夹墙老房子里面。室中矗立一根粗壮的朱红色圆木立柱，房顶上肉眼可见一些清晰的透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