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斤重的锄头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我随着我所在中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到四川省洪雅罗坝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欢迎会上,公社干部把队里的干部们给我们作了介绍,那个晚上,会场上人太多,谁也没有记住,只记得队长叫杨文传。我被生产队的社员蜂拥着,挤出了公社会议室。离开罗坝公社大院。我和饶开智被夹杂在光荣一队前来迎接我们的队伍中,疲疲沓沓地踩着田间小路上积水和泥土,走上了将要到达的生产队路程。当天晚上
终于到了生产队1969年元月22日,是我上山下乡出发那天的纪念日。我记得相当清楚。可以说是深深地烙在心灵里,永生难忘。那天早上,又在妈妈和两个弟弟,还有隔壁邻居韩姨的陪同下,我们走出了家门。大弟弟抢着把我的军用挎包禙在肩上,书包里有妈妈给我装着的馒头和鸡蛋,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条新毛巾。小弟弟紧紧拉着我的衣裳。我们一直向着火车北站广场,学校实现约好的上山下乡知青集合地点,一边说着话,一边慢慢
满载知青的卡车总算到了罗坝满载知青的卡车,迸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沿着青衣江右岸的盘山公路,在高凤山中盘山道上艰难缓慢地向山下盘旋着,司机一直打开车头前的两个大灯,两条长长的圆锥形昏暗光柱交叉搜寻着前方的道路,卡车朝着罗坝方向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天色越来越黑了,淡淡的月光静悄悄地洒在脚下这片荒寂的土地上,照在公路远处的群山和身旁的青衣江上,照在环绕大山的盘山公路两旁,夜色朦胧的崇山峻岭披上了各种各样
夹江下火车转乘卡车1969年1月22日,我随着学校上山下乡的知青大队伍,登上前往夹江的闷罐火车知青专列,经过一路颠簸,总算到了夹江火车站,带队的工宣队和学校里的老师转达了学校领导的命令,要我们立刻把自己的行李搬下列车,马上转移到前来接送我们的卡车上。同学们立刻纷纷按照这个指令,开始忙碌开了,互相帮忙搬冻随带的全部行李,在站台上,同学们都拥堵在车门下边,相互和其他车厢的同学们握手告别。就是那些号称是
踏上知青的路程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是我一生难以忘却的日子,从那一天起,我踏上了艰苦难忘的知青生涯。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在两天前,爸爸就将我的藤条行李箱和被子等收拾好,在大街上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把我的行李送到了学校。在出发前的头两天,就由学校集中统一组织,把我们的行李全部转送到成都火车北站月台上,在那一列长长的闷罐列车前。按照各位知青将要到达的公社循序,分别装上了各自的列车车厢……记得临出发的
自己到派出所下了户口1969年元旦以后,学校早已经不再上课,在教室里,同学们慷概激昂,纷纷向学校表决心,表示要服从分配,争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边远的山区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已经成为大家的口头禅。动员大会以后,我们班上唯一的共青团员,陈永华主动来约我,希望能和我下到一个生产队,我也正好有这样的想法。我在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崇拜他,他个头比我高,力气比我大,学习成绩也比我好。如果真能和他下到一个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按照成都市相关部门的统一安排,学校开过动员大会,革委会、工宣队、军训团的各位领导纷纷出动,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秘密部署。他们组织了很多人到洪雅去实地考察。多次派人先先后后地到洪雅县各个公社,联系关于我们学校几百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收问题。该跑的跑,该说的说,该忙的忙。知识青年的下乡一切准备,都在有计划地进行。当然这一切活动,都是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只是有所察觉:在那段时间
幻想破灭,下乡是大势所趋学校里开过了上山下乡的动员大会,接着又到市里参加游行,在学校的游行队伍解散后,心事重重的回到家里,我把学校开动员大会的情况跟爸爸妈妈讲了。同时试探性地征求爸爸妈妈的看法和意见。妈妈的意见是要我回老家东北抚顺农村,毕竟那里是我们自己的家乡,在老家,那里的亲戚多,熟人也多,在劳动和生活上不会吃亏。而爸爸的意见,和妈妈的观点正好完全相反,他说:“咱们的孩子一旦回到抚顺老家,肯定是
学校开大会动员下乡1968年12月21日夜晚,窗户外面飘洒着细细的雨夹雪,严冬腊月里的刺骨寒风,吹打着窗户上的玻璃,发出啪嗒啪嗒地响声,收音机里正在用一个强有力的男高音,最激昂的语调,一字一句地播送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紧接着,成都市区的
弯弯的石板路(序言)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人世苍桑,转眼已过花甲之年,掰着手指头算一算,已经退休十几年了,已经过了66,眼看就要满70岁的人了,望着镜子里的我,满头灰白色的头发,不禁让人感慨万分,很多往事都已成为过往烟云,随着岁月的流失,逐渐离我远去。而四十多年前,曾经是我极不情愿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乡间石板路,却永远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令人终身难忘。记得那是在1969年元月,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