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骚动的心一座伟峨的灯塔屹立在沙滩上,周围是一些木麻黄树和灌木林,灯塔的根部是巨大的堡垒式的建筑物,它象一名忠实的卫兵,日夜警惕地守护着这一带海疆。白色的浪花亲吻着金色的沙子,发出轻轻的呢喃。放眼远眺,碧海蓝天,白帆点点。一艘货轮挺着巨大的肚子,懒洋洋地向港湾里开来,骄傲地鸣着汽笛,打破了港湾的沉寂。几只海鸟穿过浓烟,掠过海面,追逐着轮船。灯塔背后是连绵不断的椰子树林,挺拔的椰子树摇动着肥实的枝
五十九、一打清澜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清澜墟是滨海东部重要的港口城镇,这里水深港阔,水陆路交通非常便利,国家很多物资从大陆用船运到清澜港,再由清澜分发到滨海各地。我虽然是东郊人,但到东郊墟去的次数就比不上到清澜墟去的次数多,因为清澜墟是我们到县城去的必经之道。60年代初,我在紫贝中学读书,每月必回家一趟拿钱拿粮。当时交通落后,乡镇根本没有公共汽车,到县城全靠两条腿,我们总是从家里走路到白头尾,然后
五十七、土崩瓦解夜幕降临了。紫城镇上空火光闪闪,枪炮声震耳欲聋,黑夜并没有使战斗减弱,反而更加激烈起来。联总派不但在紫贝河一带,而且也在人民广场、人武部军火库一带发动了强攻。联总派集中了所有的炮火猛轰紫贝岭。紫贝岭上,炮弹呼啸,弹片横飞。几颗火箭弹拖着绿色的尾巴飞向紫贝岭,击中了井系旗派在紫贝岭上的指挥部,原县委办公大楼被炸塌了一角,在楼顶上面的战旗也被炸的粉碎。紫贝岭上的井系旗派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二十一、调离文中图出路文昌文化发达,教育发展,素有“文化之乡”美称。但同时文昌县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贫困县,这里资源缺乏,土地瘦瘠,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国民经济财政收入困难,严重制约了文昌的发展。过去文昌有两多,一是下南洋的人多,二是外出谋生的人多。文昌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有120万人,相当于本县人口一倍多,在香港、广州,海南各市县工作谋生的人也很多,主要的原因是本县的生存条件比较恶劣,出到外面谋生比在
二十、邹校长力保文中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昌县城------文城镇的规模还很小,它的建筑物主要集中在文昌河畔和紫贝岭上,北至文昌车站,南至文中坡,西靠紫贝岭上,东临水涯莨边,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从县城的主要街道文南街往南走,不远就到了文中坡,这里地势稍高,一片旷野。一条公路从中间穿过,直通清澜墟,它就是文清公路【现在是文清大道】。公路的两旁,有六一厂、椰子厂、农具厂、木材公司、文昌中学、华侨中学、
五十六、生死博斗漆黑的夜。在圣殿这栋庞大的建筑群里,灯光暗淡,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早已进入睡梦中去。当然,那些岗哨都有意安排在黑暗的角落里,你就是睁大眼睛也很难把他们找出来。在圣殿的尽头,一间大房子的门虚掩着,一缕光线,冲开门缝,安祥地躺在门前的台级上。门边一左一右站在那里的黑糊糊的两个人影,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室里摆着一张气度非凡的大写字台和几张飘亮的长绒沙发。县联总几个大头头
十九、打野味其乐融融在文中,即使在最繁忙的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之中,我也会挤出一点点时间来消遣消遣一下,以放松一下那紧绷的神经。我是个玩家,有时忙里偷闲。我的兴趣是打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没有提出什么保护生态之类的法律,打猎是允许的。俗话说,钓鱼打鸟,家境败完,但并不总是这样。我一来文中,就和吴副校长“勾”上了。他有三支猎枪,给了我一支。在学校里谁都不知道我和他有点关系:那是在文革时期,他是县委红
五十五、空忙一场经过一个多钟头的紧张行军,东南线的队伍终于赶到了凌村桥一带。此地离县城约有五六里路,紫清公路正好从这里通过,上高中时我曾多次骑单车经过这里。潘先阳带领的尖兵排,已经占领桥头一带的阵地。大队伍赶到后,他们把阵地交给了东郊连,然后撤回到附近的凌山村里宿营去了。潘先阳把任务交代给王波后,也带着通讯员跟着尖兵排屁股后面走了。其它公社的连队都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宿营在凌村桥一带的村庄里隐蔽待命
十八、我们是亲密战友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教师这个职业------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教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苑”。从教几十年来,我并不觉得教师有多么“伟大”,多么“高尚”。我只觉得,跟各个行业一样,教师也是一种职业。做为一名教师,我们要敬岗爱业,要对得起学生,对得起社会,起码不要“误人子弟”,“污辱斯文”。在新时期,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要求更高,学生不再是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我们
五十三、新的战士送走王诚树后,我的心情轻松了好多,压在我心里头的包袱被摔掉了,现在我的活动再也不会受到指挥部头头的约束了,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第二天天一亮,我和庄雄相约去找潘先阳,联系加入民兵队伍的事。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落脚点,这个落脚点对于我目前来说是至关紧要的,至于往后的形势怎样,我们的命运会如何,那是以后的事,谁也无法预料。我俩走在田野的小路上,打着口哨,哼着文革时
十七、6班和单元教学天高云淡,金秋送爽。1982年9月,又迎来了一个新学年度。这时,我接到学校的通知,要我担任新的班级------初一【6】班的班主任。又是6班!刚刚送走了一个“瘟神”,又跑来一个!我的头皮一下子大了起来。原来我想要一个“好班”,大干一场,我想辞掉这个班主任,便去找邹校长求情:“邹校长,我刚刚送走一个6班,你又給了我一个6班,我的命这么这样苦呀!”我以为这个6班跟以前的6班一样,是
五十二、别了紫贝岭我决心要离开城外的那些同学了,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活动,或迟或早是会接到进入紫贝岭的命令的,与其留在紫贝岭上坐以待毙,倒不如跑到外面去闯出一条生路。我自从离开紫贝岭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进入紫贝岭了,因为我知道,留在紫贝岭上,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但我也不能溜回家去,因为我爱面子,怕同学们骂我是逃兵,骂我是胆小鬼,我是一名井系旗派战士,我必须同他们在一起坚持战斗。再说,
十六、班主任的苦和累七十年代初期,四人帮提出要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要搞教育革命,文中在开门办学方面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文中得天独厚,周围有很多坡地,为办好校办农场奠定了基础。在“学屯昌、赶屯昌”的高潮中,学校发动广大师生在坡地上开荒造田,种上了甘蔗、胡椒、橡胶等农作物。在水井旁边还有一块水田,长期荒芜,师生们把它开辟出来,种上了水稻等农作物。在大搞开门办学活动中,文中还把甘蔗种到了操场上,
五十、战斗真相文革武斗至今是,将来还可能是中外古今的一大奇观。在文革中,本来就没有深仇大恨的群众却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高举着同一面旗帜,呼喊着同一个口号,高唱着同一首歌曲,互相残杀,毫不手软。这些彻头彻尾的革命造反派甚至连“一句等于一万句”的毛主席指示也听不进去。毛主席多次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十五、“烂仔班”也不“烂”了1981年春,我到文中报到,开始了我中学教师的生涯。当时,很多斑里的同学都不知道我在母校当老师,由于我工作较忙,也很少跟同学们联系,同学之间的信息很闭塞。班里有两位同学比我早一年进了文中,一位姓李,80年文昌师范学校毕业,分来文中当语文老师,一位姓符,东郊人,算是半个老乡,进了教务处当教务员。我们都是井岗山的“骨干分子”,因而非常投机,如胶似漆,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吧。由
四十八、“跛脚”的战斗但主攻方向还没有发生战斗,木材厂一带悄然无声,只有草丛里的小虫在不知疲倦地鸣叫着,跟紫贝岭上的枪声、呐喊声遥相呼应,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一场期待已久的激战。‘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心也随着快速地跳动起来。我虽然不直接参加这场战斗,但我却是这场悲剧的目击者。在蓝色的天幕上,突然飞蹿着两道耀眼的光线,“鸣-----鸣------”几声怪叫在我耳膜里震荡着,像过年放烟火一样
十四、臭老九帽子还在我来文中工作一年后,学校分给了我一间新宿舍,这时我才有了一个象样的家。开学后,我把大儿子带来学校,把他送往在附近一所小学里读书。我还没有自己的厨房,我就叫他在学校大饭堂里吃饭。不久,我爱人也带小儿子来了学校。小儿子还没上学,就在学校里玩,他个性调皮,经常跟班里学生们吵架,给我惹了不少麻烦。家里生产队解散了,我爱人没分到几分地,我们那里农业生产条件差,没有水利,种了也没什么结果,
四十七、战前动员古老的、久负盛名的紫贝中学成了一座兵营。早上,我又来到母校,在校园里,人们再也看不到背着书包和拿着课本的教师和学生,而是一群群背着步枪、扛着子弹箱的武装人员。太阳出来以后,学校大门也给封锁了,门口有几个民兵在站岗,一座临时制做的铁刺木栏,卡断了学校通往县城的大道,附近的村民看见学校里住满了民兵,再也不敢靠近校门一步,绕道而走了。学校图书馆大楼上也安上了岗哨,四个哨兵在楼顶上来往巡视
十三、虚张声势吓烂仔80年代初,“治安问题”是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当时,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恶性事件不断,老百姓的安全感很成问题。在文昌县城里,我经常看见流氓烂仔们成群结队的出现在街巷和闹市中,他们或长发披肩,或戴着黑墨镜,或穿着大喇叭裤,大摇大把地走在大街上,招摇若市。这些小混混的年龄一般在在十多岁到二十多岁,此外还有很多缀学的未成年人,他们结帮拉派,组成各种各样的团伙,在城乡偷鸡摸狗,拦路抢劫,
四十五、重访母校陈华训的死激起了井系旗派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他们纷纷上书指挥部,要求主动向联总派发动攻击,决心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向联总派讨还血债。井系旗派头头充分利用了这一派群众狂热的复仇心理,觉得这是煽起井系旗派战斗激情,扭转战局的最好机会。于是,在海军驻校军训团的参与策划下,指挥部头头们制定了攻打椰子厂的作战计划。县椰子厂是联总派在围困紫贝岭中最重要的一个据点,在紫清公路靠近县城的一端,它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