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认识母亲的时候，已经二十八岁了，属于典型的大龄青年了。这还是隔壁的一个堂哥帮忙介绍的。母亲的家在另外一个村里。那时的她也二十六了，典型的大龄剩女。听父亲说，都是母亲自己太挑的原因。母亲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子，有着中等的身高，瘦瘦的，头发比现在的还要浓密，长长的梳俩大辫子。每次这辫子都把她的头坠的很痛。所以，后来嫁给父亲后，她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辫子剪了。那时的她还不曾把父亲放在心上。父亲那流行的卷发，

我的父亲（2）石头和父亲一直聊到黄昏。石头望着这个和自己同病相怜的伙伴，突然有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不为别的，只是想哭。“你就在这干好了，有我吃的，就有你的，谁也甭想把你怎么样。”石头拍着那并不结实的胸脯，望着天边的夕阳，俩人久久的沉默。年轻的人啊，路在何方，明天又是否该好好继续。夕阳滴尽了血，偷偷的溜走了，黑夜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漫延开来。父亲每天六点起床，开始融入到石头他们的队伍中。摸着滚烫的砖块，

父亲是一个命苦的人。十四岁，爷爷奶奶便去逝了。待在哥哥嫂子家，受不了白眼，早早的离开了家乡，外出谋生。那是个动乱的年代，中国大地正在浩浩荡荡的进行着一种叫作文化大革命的活动。该革开放四个字，还未并在一起的年代。无奈的父亲在那个年代，只好偷偷的贩卖私盐、大葱等等一切，可以换吃的东西的东西。父亲每讲起这断往事，都有点颤抖。他记的最清的一次，是刚从一列火车下爬出，火车就开了。前后脚的工夫，父亲拣了一条命

吃完晚饭，若荨从冰箱里拿出下班捎回来的草莓，一个个红彤彤的，体型巨大，像极了长了麻子的红灯笼，诱地人移不开眼睛。可洗完了草莓的她却叹了口气，买草莓并不是为这样的大或者红，而且这样的草莓她也不爱吃，她最爱吃的还是当年爷爷奶奶自己种的，虽然没有这般红，却有着家乡的味道。她捏了一个不那么红的草莓咬了一口，思绪也飞到了十几年前。那年春天正值草长莺飞的时节，柳树刚刚抽了新芽，嫩绿的幼芽像一个个胖胖的嫩娃娃，

刚吃过晚饭，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夜晚即将来临了，远处的天空上不知何时悄悄挂起了一弯明月，笼罩着这一片祥和的大地。文娟刚刚刷好了碗，还没走出厨房就听见东边房间里传来男女的争吵声，男的说：“你能不能小点声，天天说，有完没完？”女的嗓门极大：“我就是要说，你管得着吗，只要这家一天不分，就一个都别想过好日子……”接着便传来难听的叫骂声，时不时还有摔东西的声音。文娟听到这些没有理会，只是撇了撇嘴：“又是这一套

（二）江邵平小心的把锅放在电脑桌的边沿，右手扶着锅耳，左手忙着清理凌乱的桌面，他拉开电脑桌的抽屉，把桌上的那些凌乱琐碎的东西一股脑儿的全都扫了进去，再把键盘斜靠在显示屏上，这才腾出一点够放锅的位置，电脑桌本身就小，长度才一米，上面放了一台打印机，打印机盖上堆了一摞快递单，旁边一个小小的笔筒里插满了各种签字笔、圆珠笔、记号笔，机箱都是搁在桌子旁边的纸箱上，桌上还有一样很扎眼的东西，一个硕大的“烟灰缸

               引这是东部沿海的一个小镇，本地人因为征地而变得富有，大部分都在市区买了房，所以周边规划的安置小区就成了外来人口临时落脚的家。因为过年，大部分外来人口都回老家去了，往日拥挤的街道现在变得空荡而冷清，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寒冷的风吹过街角，卷得地上的纸片、碎屑轻舞漫扬。小区里稀稀散散的亮着几盏灯，因为宠物不能带上车，大部分买票族回家，就只能把宠物放养，因此每到过年，小区就又

那时候刚好下着雨，柏油路面湿冷冷的，还闪烁着青、黄、红颜色的灯火。我们就在骑楼下躲雨，看绿色的邮筒孤独地站在街的对面。我白色风衣的大口袋里有一封要寄给南部的母亲的信。樱子说她可以撑伞过去帮我寄信。我默默点头。“谁叫我们只带来一把小伞哪。”她微笑着说，一面撑起伞，准备过马路帮我寄信。从她伞骨渗下来的小雨点，溅在我的眼镜玻璃上。随着一阵拔尖的刹车声，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了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的街面上

一台电视机2009年夏天，王月和孙子搬进了新家，儿子德民和媳妇宝珍商量给妈妈家里买点什么？宝珍说，“妈家里的电视机也该换了，这台24寸的显像管早该淘汰了。”，德民说：“对，过两天咱俩去电器商店买一台新的。”。王月看到这台37寸的液晶电视机，高兴地直拍巴掌，“儿啊，这得花不少钱啊？”，德民说：“三千多块钱。”。潘毅围着电视机直转圈，王月上前拉着他的手说，“你老实地坐着，别碰着它！”。几个月以后的一天

水儿简介水儿，原名曾祥浪，1993年春生于贵州石阡人，2012年开始发表微量诗歌见《石阡报》《石阡文艺》《湖北诗人》《诗中国》《诗百家精选》《中国网络爱情诗大本营（总第58期）(总80期)》《五谷部落》刊，入选《中国网络文学2012年精品年选》《中国诗歌大观。365人诗选》（2014年卷）《华夏现代微型诗歌方阵》选本及网站，自印诗集《随着西风远去的灵魂》。现居厦门，漂泊打工。《查雅》贵州水儿一个深

记得那是在1995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地处青白江的成钢工程施工现场查看工程进度。《五冶工人报》的一个叫做周敏的责任编辑，在46米高处的高炉钢结构平台上，他和我在一起谈论着高炉现场施工生产进度方面的情况。我们在谈话当中，谈起了79年建设公司的预算培训班，提起了他自己，在当时曾经还是预算班的学员，讲起预算班的一些点滴故事。在往事的回忆中。偶然间他仿佛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突然对我说：“在我的记忆中，你好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已经带了2002年，掐指一算，从1971年1月底，我离开广阔天地的第二故乡，到2002年11月。时光正正地跨越了32年。2002年11月底。我在峨眉水泥厂工程项目部担任经营部副部长，当时现场主体工程已经通过验收合格，还有少量的收尾工程尚未完成。施工现场处在交工验收阶段。项目部的执行经理认为我和这几个监理的私人关系和工作关系都处得不错。我和这些监理都是北方人，平时打交道的时候关

1971年1月最后的一天，我作为一个成都知青，终于在四川省洪雅县罗坝公社办完了奉调回城的全部手续，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光荣一队，在罗坝公社对岸的汽车站，登上返回成都的长途客车，离开了罗坝公社，结束了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的使命。第二天一早，也就是1971年的2月1日。我带着调动手续的各种文件资料走出了家门，在金华街公交车站，我坐上了成都市的一路无轨电车，在盐市口下电车，再转乘二路无轨电车到达终点站，

1971年元月底的一天，我终于在四川省洪雅县罗坝公社光荣一队，完成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结束了插队落户的知青生活，离开了生产队，离开了罗坝公社，乘坐着那条古老的木船渡过了青衣江，在罗坝车站，和前来送行的那些个知青战友们分手告别以后。就踏上了返回成都的长途客车，离开了难忘的罗坝。在崇山峻岭中，长途客车的发动机，不时地迸发出嗡、嗡、嗡地吼叫着，顺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随着一道又一道有惊无险的急转弯，

不久后的一个傍晚，山下的水利工地上快要收工的时候，杨社长派人到工地，辗转多次才找到我，直接把我带到了公社的办公室门前。刚跨进门，杨社长就开门见山地告诉我：“现在，我们正式通知你，国家根据建设需要，今年在我们公社招工，在全公社所有的知青中，你是第一个，有什么想法，请谈谈吧。小伙子，从明天开始，你就抓紧时间，尽快办好调动手续，几天以后，你就可以离开我们这里。该回家了。”一听到这句话，我当时就被惊呆了，

1970年是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二年，这年的夏天，我离开生产队，来到了崇山峻岭中的中秋院工地，在中秋院隧道工地里，从夏天坚持一直干到冬天，已经整整地干了七个多月。就在隧道工程即将完成的时候，按照公社的统一安排，我从山上的中秋院工地转到山下灌溉渠工程，继续担任爆破手。安雷管，装炸药，点导火线，炸石头……山下丘陵高坡地带的灌溉渠，由公社的各个生产队社员们挖沟渠的土石方，遇上人工挖不动的巨大

1970年12月，是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二年年末，我从生产队来到崇山峻岭之中的中秋院工地，已经七个多月了。现在的隧洞施工能够得以顺利开展，由于得到了山下公社领导和各有关大队，以及受益生产队的积极支持。山上工地的突击队，人员情绪稳定，再一个因素就是，这里远隔各自的生产队都很远，工地上的生活很有规律，吃晚饭后，大家都在现场，经常在一起开会，随时调节施工组织协调。随着我们钢钎二锤的打击声，在

1970年10月国庆节以后，我在隧道工地负伤住院，外伤基本上好了很多，耳朵里经常出现耳鸣现象，出院后回到生产队，我还要自己挑水做饭，感到很麻烦，便主动回到了山上的工地。工地上的朋友们对我非常照顾，不要我做体力劳动，只是帮着炊事员洗菜做饭。我也落得省点力气，用不着一个人挑水砍柴煮饭吃的麻烦事。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倒也不觉得苦和累。出院以后，回到山上工地的时间还不到两天，不知道我父亲从什么地方得知我受

1970年的秋天，是我在洪雅罗坝公社接受再教育的第二个秋天，我是在崇山峻岭中的中秋院水利工地度过的。这里的海拔高度比起罗坝公社的光荣一队，至少要高出一千多公尺以上。大概是海拔高度越高，气候的温差变化都比山下要猛一些。这几天的天气变化太大，是啊，快进秋天了，我们当时上山的时候，虽然说是夏天，可还没到三伏天，大家都是穿着单衣上山的，这段时间，高山上早中晚的天气温差太快，变化无常。这些天的连天细雨，气温

我从生产队来到崇山峻岭之中的中秋院工地，一晃就是两个多月了，在这两个队月的时间里，学会了掌钢钎，打二锤，不仅学会了在野外安装雷管炸药炸石头，也掌握了在隧道里安装雷管炸药炸石头。更重要的是结识了很多的年轻朋友，当然是在劳动的过程中，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生活中认识的。不过也有例外，有一个朋友，就是我用一巴掌打出来的生死朋友。那是到山上的中秋院工地，两个多月以后，随着隧道从两端不断地向中间延伸，工程越来越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