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岛耕二先生认识，是因为请他编导一部我监制的戏，谈剧本时，常到他家里去。
从车站下车，徒步十五分钟方能抵达，在农田中的一间小屋，有个大花园。
一走进家里，我看到一群花猫。
年轻的我，并不爱动物，被那些猫包围着，有点恐怖的感觉。
岛耕二先生抱起一只，轻轻抚摸，“都是流浪猫，我不喜欢那些富贵的波斯猫。”
“怎么一养就养那么多？”我问。
“一只只来，一只只去。”他说，“我并没有养，只是拿东西给它们吃。我是主人，它们是客人。‘养’字，太伟大，是它们来陪我罢了。”
我们一面谈工作，一面喝酒，岛耕二先生喝的是最便宜的威士忌Suntory Red，两瓶份一共有一点五公升的那种，才卖五百日元，他说宁愿把钱省下去买猫粮。喝呀喝呀，很快就把那一大瓶东西干得精光。
又吃了很多耕岛二先生做的下酒小菜，肚子一饱昏昏欲睡，就躺在榻榻米上，常有腾云驾雾的美梦出现，醒来发觉是那群猫儿用尾巴在我脸上轻轻地扫。
我浪费纸张的习惯，也许是由岛耕二先生那里学回来的，当年面纸还是奢侈品，只有女人化妆时才肯花钱去买，但是岛耕二先生家里总是这里一盒那里一盒，随时抽几张来用，他最喜欢为猫儿擦眼睛，一见到它们眼角不清洁就向我说：“猫爱干净，身上的毛用舌头去舔，有时也用爪洗脸，但是眼缝擦不到，只好由我代劳了。”
后来，到岛耕二先生家里，成为每周的娱乐。
我们一起合作了三部电影，遇到制作上的困难，岛耕二先生的袖中总有用不完的妙计，抽出来一件件发挥，为我这个经验不足的监制解决问题。
半夜，岛耕二先生躲在旅馆房中分镜头，推敲至天明。当年他已有六十多岁。辛苦了老人家，但是我并不懂得去痛惜；不知道健壮的他，身体已渐差。
羽毛丰满的我，已不能局限于日本，飞到世界各地去监制制作费更大的电影，不和岛耕二先生见面已久。
逝世的消息传来。
我不能放弃一班工作人员去奔丧，第一个反应并没想到他悲伤的妻子，反而是那群猫怎么办。
回到香港，见办公室桌面有一封他太太的信。
……他一直告诉我，来陪他的猫之中，您最有个性，是他最爱的一只。（啊，原来我在岛耕二先生眼里是一只猫！）
他说过有一次在槟城拍戏时，三更半夜您和几个工作人员跳进海中游水，身体沾着飘浮着的磷质，像会发光的鱼。他看了好想和你们一起去游，但是他印象中的日本海水，连夏天也是冰凉的。身体不好，不敢和你们去。想不到你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拉他下海，浸了才知道水是温暖的。那一次，是他晚年最愉快的一个经历。
逝世之前，NHK派了一队工作人员来为他拍了一部纪录片，题名为《老人与猫》，在此同时寄上。
我知道您一定会问主人死后，那群猫儿由谁来养。因为我是不喜欢猫的。
请您放心。
拜您所赐，最后那三部电影的片酬，令我们有足够的钱去把房子重建，改为一座两层楼的公寓，有八个房间出租给人。
在我们家附近有间女子音乐学院，房客都是爱音乐的少女。
岛先生死了，大家伤心之余，把猫儿分开拿回自己房间收留，活得很好……
读完信，禁不住滴下了眼泪。那盒录影带，我至今未动，知道看了一定哭得崩溃。
今天搬家，又搬出录影带来。
硬起心放进机器，荧光幕上出现了老人，抱着猫儿，为它清洁眼角，我眼睛又湿，谁来替我擦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