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岳：阅读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生活体验。精神体验这个词包含了一些问题。前一段时间我看了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的作品，他说人类的历史面临三个恒大的问题：第一个是死亡，这个问题在古代的时候思考的就非常多，会思考的人都在思考这个事情；第二个是中世纪的“罪恶”；到了现代便是对“虚无”的焦虑，觉得生活没什么意义，一个人生下来就开始忙，忙完了就死了，不管你追求什么，最后都是一样的结果。文学就是要把这样一个精神上的问题变成大家都能找到答案的问题。
作品的文学性取决于诗性
范晔：在西语语言学的世界里，以小说见长的作家，他们要么也写诗，要么以写诗开始，或者说有诗人梦。马尔克斯一开始写诗，但是后来觉得写诗才华不够，就放弃写诗转写叙事文学。但他一直没对写诗死心，仍旧是诗歌狂热的爱好者。他老了到纽约做身体检查，一检查就是好几个小时，在检查的时候他脑子里就会把记得的诗歌全部过一遍。而且我发现，最近有一些西语世界的诗人也开始写小说了，我想问一问朱岳兄，你写没写过诗？
朱岳：以前我写过诗，但写的都是特傻的诗。后来彻底放弃了。一个作品，哪怕是小说，最后它的文学性决定于诗性的强度，如果诗性不强，作品的文学性就不强。那些特别好的科幻小说，是科学修养好，没有很强的文学性。但是不能用写诗的方式写小说，能用写小说的方式写诗。我看过以写诗的方式写小说的作品，确实读不下去，修辞太强了，没法吸收小说本身的东西。有两种诗，第一种是一个事件本身带有诗性，这个事件不是什么大事件，或者是几个事件，它们之间有联系。另外一种诗是通过修辞打造的。小说瞄准的是事实本身的诗性的东西。
写作没有模式，作品不是价值观的输出
朱岳：我小说的设定最开始来自维特根斯坦。你可以想象一块地一模一样，农民长的一模一样，这样你怎么生活？你就感觉整个世界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叫生活形式，你如果篡改一下生活形式，这个世界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而且你看到另外一个样子的时候，才能意识到你现在的这种生活形式。比如说咱们俩面对面的坐在这儿对谈，其实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你稍微调一下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小说。比如说来参加一个活动，大家一人讲一句，我一句，你接着我讲一句，就会变成另外一种讲座的形式。生活中很多事儿大家不一定知道结尾，你可能认识一个人，你知道他大概怎么样了。比如说和我一起去买书的那个人，后来他就消失了，小说也是，你不一定非得给他一个结局。看小说，不一定跟上学的时候看课文一样，非得总结出一个中心思想，洗脑到现在看什么东西都得琢磨中心思想，看开头、高潮、结尾，从高潮看统一性，但是我不太喜欢这种既定模式。
维特根斯坦说他的哲学论是伦理学的结果，开始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说，后来才明白。他对世界的解释是他把世界拆分为事实，事实的总和就是这个世界，世界就是所有发生的这些事儿。命题是对事实的描述，等于是一个重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描述，他觉得所有的语言最后都是对事实的表述，道德、善恶这些东西恰恰不是事实的东西。你说这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坏人，好坏恰恰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他最后说，凡是能说的都能说清楚，凡是说不清楚的就保持沉默。他所说的保持沉默是说这个世界有些事儿是不可说的，你去说它就是没有根据。他否定“这个人真好，这个人真美”这种语言，他把更多的伦理层面、美学层面的东西留给沉默了。我写小说确实受到这种影响，我觉得不能直接进行价值观的输出。如果对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你吹口哨也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