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我从网络上得知:凡是个人缴纳劳动保险的下岗工人,能领到一定的补助。我想把这个消息告诉育成,但是接电话的是彩凤,我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件事说了出来。没想到,彩凤说:“这件事你跟大姐说吧。”。淑蓉和育成两口子的关系就是这样铁,成了育成和彩凤的全权代理。当天,淑蓉跑了很多地方,社区、街道、人才市场。末了,她累得有点叽歪,对兄弟媳妇不敢表现出来,回家对妈妈说:“你养个儿子,我倒霉啦。”。淑蓉自
妈妈因为身体不好,42岁就办理了病退。其实,正常情况下,应该在1985年才能退休。就在那一年,国家出台政策: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职工退休待遇按照工资的百分之百发放。妈妈九岁作为童工参加工作,1949年因病休息了几个月,等到再次登记入厂的时候,之前的五年不算啦。由于这个原因,妈妈没有享受建国前的待遇。从那时候开始,妈妈频繁到厂里找领导交涉,因为档案问题,最终也没有办理上。像妈妈这种情况,工厂还有上百名。
妈妈瘫痪在床这么长时间了,从来没有一个姑娘来家说:妈妈,我给你洗洗澡吧。为此,妈妈打电话给淑蓉,淑蓉把自己当成局外人了,“我叫淑惠回来给你洗,不过,你每次要给她六十块钱。”。听起来好可笑,妈妈从小养大的孩子,年老体弱的时候要求孩子给洗洗澡,结果老大攀老二,还帮着要小钱。还有更加可笑的事。有一次,妈妈住院,淑蓉送了几次饭,淑美知道了,对妈妈说,“俺大姐给你送饭,你得给钱。”。从我手里,就给了淑蓉三次
小刚在沈阳某驻军部队工作,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孩子主动要来看望姥姥家,每一次淑美都陪着他。妈妈疑惑不解:“外孙都30岁了,来看姥姥,你怎么还跟着?”。后来,淑美解释道:玲玲去看望奶奶,她奶奶说淑蓉坏话,淑蓉再也不让孩子去啦。我一听,原来淑蓉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淑美。淑美也有同样的担心,但是小刚一直坚持要来。2018年大年三十,育成来医院病房,和妈妈聊天。妈妈说:“淑蓉的女婿,那么大干部,那么大能耐,
2017年是我家最艰难的一年,从年初到年底,妈妈一共住了九次医院,辗转了五家医院,从普外科,骨科到呼吸内科都住遍了。在病房里,妈妈已经坐不起来了,每当她秃噜到床下半部分,我都招呼对面病房的病号帮忙把她拽上边。晚上我睡在一张简易的折叠床上,也睡不安稳。每次遇到熟人,都说我瘦了。记得妈妈出院的那天,淑蓉来医院帮忙。淑蓉说,妈妈用卫生纸太浪费了,让她用报纸。我说了淑蓉几句,淑蓉甩头就走。一个病友听见我在
妈妈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有一次她到市场,对买鱼的小贩说,“俺家有个小猫,你们有没有卖剩下的不要的鱼给我,我喂猫。”。她把鱼拿回来,炖好,自己吃完剩下的喂猫。后来,她身体不好,不能上街了,但是她总是嫌我买的菜贵。这方面淑蓉和妈妈比较相像,即使市场上最看不上眼的水果,烂的,干瘪的,淑蓉都能买回来,我经常看见淑蓉吃些烂的只剩下半截的桃子、梨什么的。故事还得从十年前说起。一天,妈妈打电话给淑蓉,“你家跟前
2016年春节过后,妈妈连日来咳嗽不断。我打电话给淑蓉,电话那边告诉我,住院就到县中医院,距离她家近,她去送饭方便。没办法,我只好听从淑蓉的安排。淑惠得到消息,礼拜天上午赶到医院。她告诉我,晚上就回大连了。我说,“你不能住两天再走啊?”。我回到家里收拾卫生,然后包了一锅发面包子。眼看快四点了,淑惠的电话开始催我了,我临走的时候,留了个心眼,把两个房间都上了锁。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病房里只有妈妈自己,
2015年9月,我打算离开家去外地采风,可是久病卧床的八旬老母亲不能无人照料,这个节骨眼,我的三个姐姐需要承担这份责任。淑蓉先知道了这件事,我提出:每个人在家里住一个星期,正好三个人平摊。淑蓉和淑惠通了电话。淑惠早已离婚,退休六年了,儿子刚结婚,她没有什么负担。令人不解的是,自己妈妈瘫痪,她不照顾,却到敬老院伺候别的老人。每当妈妈给她打电话,让她给洗澡的时候,她每次都提出要“服务费”。有一次,妈妈
2014年秋天到了,妈妈犯哮喘病在中医院住院。一天早上七点钟,淑美接到了妈妈的电话:“淑美,医院出事了,育盛在厕所里摔倒了,手出血了,他不能伺候我了……”,话还未讲完,电话那边劈头盖脸地骂声不绝于耳。妈妈仍然心平气和地和她说:“你来医院,是看我,和你弟弟治气啊?”。过了一个小时,淑美赶到医院,她的气始终没消,在喋喋不休地叫嚣着:活该倒霉!这是报应!我的耳边充斥着谩骂声。这个时候,在病房的外边站了好
那是1983年春天,我们中学组织学生春游,要求同学们自己解决午饭和饮用水。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金州大黑山,游览名胜古迹。到了中午吃饭时间,同学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大家拿出从家里带来的丰盛的食品,一边说说笑笑,一边品尝着美食。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坐在距离他们较远的山坡。这时候,我们班主任李光中老师朝我走过来。“刘玉健同学,你怎么不吃饭?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老师边说边翻着我的书包,“你怎么连饭盒都不带
2014年夏天,几乎天天都是桑拿天,太阳把大地炙烤得像蒸笼一样。午后四点钟,我来到病房,妈妈仰卧在病床上,身上盖着的床单已经搭在床架上,病魔始终折磨着她,她闭着眼睛一动也不能动,除了疼痛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妈妈已经住院二十几天了,我每天晚上都在病房里护理,大姐叫淑蓉,三姐叫淑美。她俩负责白天,过了几天,淑美通过淑蓉提出:把午后的时间让给我,她退出,意思就是她不再照顾妈妈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
2012年的一天,从四川传来不好的消息,我的二姨去世了。后来,我才知道二姨是胃癌去世的。也许两年前她离开金州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二姨和我妈都是三零后,小时候都在日本人开的工厂做童工。为什么二姨全家要离开金州,千里迢迢来到四川省仁寿县呢?据我妈妈回忆:那个年代,正赶上灾荒年,当时很多人吃不饱饭,全身浮肿。姨夫在农场负责财务工作,有一笔账目对不上,于是他被遣送回老家。二姨无奈地放弃了工作,领走
2013年9月的一天,从西安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四叔去世了。妈妈平静地说:“老四从小在咱家住,成家以后,领着老婆孩子四口家,在咱家住过两回,住了十多天。”。时光回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的父母都在工厂做工,勉强吃饱饭。四叔当时12岁,他把哥嫂家当成自己家,哥嫂供他念书,一直到他长大成人。据我的母亲回忆:那是1957年5月,她刚刚结婚不久,我的四叔刚开始住在大伯家,大娘没有工作,是个家庭妇女,家里有3
2016年10月的一天,我拿着一张定期储蓄存单来到一家储蓄所,柜台工作人员告诉我,必须本人过来支取。我说:“我母亲已经去世了,这是死亡证明。”,“先生,还要有你家里其他姊妹的签字才可以。”。无奈之下,我只好找哥哥签字。我来到哥哥所在的单位,只见哥哥在一台机床前操作机器。我上前打了个招呼,哥哥冷冷地说:“你今天晚上在家里等我,我正好有话跟你说。”。傍晚,我正在家里吃饭,哥哥敲门进来。他一屁股坐在沙发
2007年年底,姐姐和别人合伙开了一个手机店,挣了很多钱,逐渐摆脱了贫穷。她经常打电话叫我上她家里拿东西,都是她家里旧衣服,或者是旧的碗和盆什么的。我每次去她家,她总是说:“你就在门口站着,别进来。”,有时候,我看见大强在客厅里,我们没有打招呼。姐姐把包裹拎出来,“这些给咱妈,用不上就做粑粑褯子,用完就扔。”。我心想:现在有钱了,什么都换新的。有一次,姐姐回家了,妈妈说:“玉盛去你家,你怎么不让他
当今社会很多家庭矛盾都是由于子女对家庭财产的分配产生分歧而引发的。我今天要讲述的故事就是从这方面开始的:2004年,姐姐回家看望妈妈。妈妈告诉女儿:咱家房产证的名字已经更改成你弟弟的啦!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姐姐当场泪崩。她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已经下岗三年了,儿子刚刚上高中,每天精打细算,可是钱怎么也花不到月末。妈妈见状,连忙向女儿解释道:“玉盛想把公积金提出来,想了这样一个办法,房子还是我的。”。
一天傍晚,表姐夫打来电话告诉我:表姐去世了。他边说边哭,最后泣不成声。从他断断续续的描述中得知:表姐是因为脑出血去世的,另人气愤的是,表姐和人家到外地去宣传“保健品”的时候,在会场上讲话突然晕倒,没有及时抢救。我在电话里不停地安慰姐夫,并且答应要帮忙处理后事。我放下碗筷,来到表姐的家。在客厅里,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保健品,只有一条很窄的过道;我来到卧室,只见床上,地上几乎堆满了。姐夫告诉我,还有
刘家姐妹俩分别收到了起诉状副本。上面有一段是怎样写的:从2010年至今,石河镇杨屯村民刘守业的子女偶尔会看望他,但是未就赡养问题进行有效的协商,也未支付赡养费,未尽到赡养义务。2014年起,刘大爷因身体不佳,居住环境差,长期无人照料,身体更是一日不如一日。村委会干部多次找到刘春华、刘春红和刘春望兄妹三人,希望他们照顾好老父亲,遭到他们互相推诿,态度恶劣或将电话号码拉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老人由村委
刘守业住了12天医院,除了新农合报销一半的住院费,花了村里八千多块钱。老人心里一直惦记这件事,他下决心要通过法律途径,告他的五个孩子不赡养老人,遗弃老人。这天,老刘拖着虚弱的身体,拄着拐棍来到镇司法所。司法所的石头台阶有十多层,老刘刚刚登上一阶就摔倒了,恰好被路过的人扶起来。他在司法所的沙发上躺了一会儿,勉强地坐起来。李军辉给他倒了一杯水,“有什么事情慢慢说,刚才有没有受伤啊?”,“谢谢李所长,我
这天,村委会正在商量怎样解决刘守业的养老的问题。杨锐提出:每隔一天安排一位村干部照料老人的生活,在座的八个村干部都表示支持。话说刘守业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整天咳嗽上不来气。村里干部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联系刘家兄妹3个,你推我,我退你,连登门都不登门,都说自己身体有病。杨锐决定,村里出钱把他送进区医院治病。病房里每天陪在老人身边的是村委会的人,引起了医护人员的注意,都问:老汉有四五个孩子怎么都不来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