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对我来讲，这个年龄段充满了迷惘和不安，选择和指引就显得异常重要。可为什么明明听过许多道理，却依旧过不好当下？大学，本是人生中的璀璨年华，同样也是羡煞许些旁人的资本，在这个连接着与社会的过渡期中，大部分的大学生生活状态却是沉迷于网络游戏和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有时难免会随波逐流沉溺在‘最该放肆的年华’中，但值得庆幸的是当明确自己的心之所往时，异常冷静的做事是我另

等待，是一种漫长而焦急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可而知且给予希翼的过程。明知等待是幻想着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非要将自己的一丝奢望，从鲜活的凡尘中“解脱”出来再次投身于“不可理喻”中去...似乎习惯了等待，对于我而言，以为单纯地等待一场冬日的落雪，即是在等待中落魄也是心甘情愿的事。因此，为一场雪的到来，心已经等了很久很久。雪纷纷扬扬下落。这是入冬以来，我渴望的等待中，张掖下的第一场雪！心在时空灵动雪在空

搬家后家里一直没有安装抽油烟机。去年“十一”长假的第一天，我就和家人来到七一酱园附近的苏宁电器有限公司经销部订购了一台“百得抽油烟机cxw190-b”。工作人员说在48小时之内送货到门，预计可能到明天啦！我说可以。第二天，我在家里一直等到北京时间11时，也没有见到送抽油烟机的人来，这里家人催促着一起到小西门买衣服。我心里很很是不舒服，心里想：这送抽油烟机的工作人员怎么这么不守信用？我索性不再等下去

1997年，我刚从山沟里调到乌鲁木齐市工作，此后连续几年，没有住房，我和母亲为住房吃了不少苦头。记得我和母亲租住的那两间小平房是平顶山上的居民在各自的房前屋后自建的，每月的租金是120元，不含水、电费，均另掏。没有暖气，烧炉子取暖。屋里有个小水龙头，可以接生活用水，但没有下水，水龙头下面是水桶，水满了就得提出来找地方倒掉。屋里没有厕所，好在附近有个大公厕。一天，我有幸碰到了我原在军分区工作时认识的

1990年12月，由于刚从部队复员，还未联系上工作单位，我便随一个远方亲戚所雇用的驾驶员给红雁池电厂拉煤。那个冬夜，着实让我体会到了人世间的冷暖。那天，夜幕已降临时，我和驾驶员才驱车赶到乌鲁木齐市北郊最远的煤矿。那冬夜是格外的冷，到煤矿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只能隐约地看到四周围的黑岭。那晚的月色似乎也并不明亮，暗淡而无光泽。当时，我心里只有这样一个的念头，尽快回到乌鲁木齐市的家里休息，明早再将煤送到

每当夜幕降临时，本该安静的小街却没有安静的意思，过往路人不断，一些出租车不停地从小街上飞驰而过，有时还象白天一样给路人鸣出一连串的喇叭声，连那发动机的分贝也好象比白天声音要大些，给本就不安静的小街又增添了一层喧闹。楼下邻小街门面房，是两家经营饭馆生意的，可能是天热，两家都在外面支了几张桌子，生意还不错，谈话声，喝酒的划拳声，不绝于耳。夜很深了，还有楼下邻小街门面店以及路对面门面店经营者的说话声，有

那天早上骑自行车上班，当行至太原路“三区”公交站时，突然被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拦停。她看上去满头是汗，很着急的样子，很急切地说：“能不能搭乘你自行车走一站路？”我没有多加思索就答应：“可以！”我想，骑自行车上下班多年了，能够主动要求搭乘我自行车的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如今遇到真是一种“幸运”。原来，这位中年妇女是在等公交车的，用她说给我听的话就是“有时不坐公交车时一过就是几辆，现在有事要坐公交车左

1959年，全国农村都推行了“大食堂”政策，我们家乡也不例外。别的地方的“大食堂”办得怎样不知道，但在地处太行山脚下我们的豫北家乡，人们只要一提起那短短几年的“大食堂”生活，都会感到刻骨铭心。所谓“大食堂”，就是生产队将每家每户的锅都搜集到一起。劳动之余，全生产队的全体社员都集中在一块同吃一口锅里的饭。因此，“大食堂”也叫“大锅饭”。当时，很多人对这种形式感到不满意，但谁也不敢说个不对，都知道是上

过去，乌鲁木齐市的大寨沟不叫大寨沟，而叫打柴沟。大寨沟名字是“文化大革命”时“中央文革”号召“红卫兵”“破四旧”（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时由当地“红卫兵”更改过来的。从此，打柴沟这个名字永远成为堙灭的历史。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退休老干部、前新市区老干局局长郝鹏贵，71岁的他快速地在隐隐约约的记忆大海中打开了搜索引擎，他陈述的那段渐渐迷离的传奇，勾勒出了大寨沟一段鲜为人知的历

有年春节临近。我去北京南路边上的“好家乡”超市给单位的扶贫对口对象家里买慰问品。超市人流如织，人们争相购置年货。在超市买面粉的地方，我让工作人员帮我往小推车上装了一袋子面粉和一袋子大米之后，就推着小车继续寻找着要买的东西。这时，走过来一个年纪大概有七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大娘，在我推着的小推车旁边停了下来。老大娘似乎不太自信、试探着对着我的耳朵低声说：“你要不要代金券？”不用问我就已经明白了老大

自从我第一次去过北京之后，心里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带母亲也去一次。母亲已经八十五岁了，如果再不带她出去转转，恐怕以后机会将会很少。为此，2017年“十一”国庆小长假还未到来，我就提前请好了探亲假。时间一到，我就归心似箭般地从乌鲁木齐赶到了豫北家乡。见到母亲后，我将我的想法给她说了一遍，不料她却来了一句：“还是你们一家去吧！”后经妻子做母亲的工作，母亲终于答应去北京了。于是，在焦作我们坐上火车，几个小

1997年，我调来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工作，在报到的第一天，办公室的同志首先让我到新市区机关服务中心（时称“新市区机关服务公司”）买饭票。当时的饭票是牛皮纸印制的，很窄小，捏在手里像是捏了一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火车票。饭票上面印有“新市区政府机关食堂”，盖有“新市区机关服务中心”的印章，但没有“过月作废”的字样。机关服务中心每个月按实际天数卖饭票，本月实际有几天，就卖给你几天的饭票，不多卖也不少卖。当时

父亲一生只照过两次像，并且也只留下了两张照片，一张半身照和一张全身照。半身照是他20多岁时在焦作的一个国营农场工作时照的，全身照则是他30多岁时和我的奶奶、母亲、姐姐4人照的“全家福”。据母亲说，这张“全家福”是因为叔叔才照的。那年，叔叔在广州某部当海军，因为想家，写信催要照片，于是，父亲、母亲、奶奶、姐姐便合照了这张“全家福”。当时因为家里没钱，父亲是事先挑了两筐萝卜到集上卖，用所得到的钱照得像

给女儿取名字，我费劲儿不小。按理说，我只有一个字的权力。一个字，对于我这个搞文字工作的来说，还真算不的什么。但我总认为好名字让前面出生的女儿的同辈们给取完了，想个好的还真不容易。原因是在我们家女儿这一代人中，从长兄和仲兄的子女们开始，除了姓氏“千”姓以外，一律都用了“鹏”字，长兄的长女叫“鹏领”，仲兄的长子就叫“鹏飞”，都没有超过三个字，所以说，现在轮到我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字，在不破家俗规矩的情况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也不知怎么地，愈是在过年，愈是在过年期间的夜里，一觉从梦中醒来，却总是禁不住想起童年时让我千思万缕的姑奶（豫北方言称叫“老姑”），因为在我看来她命很苦。在我的印象中，姑奶的个子很高，很挺拔，大概有一米七左右，这在那时故乡我所知道的老人中实在是不多，她却是个例外。姑奶是母亲的亲姑妈，是姥爷的亲妹妹，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姥姥一样，也是用布缠了双脚的小脚。姑奶一生都想有个孩子，但老天好

家乡人说的故土，就是已过世前人的那片坟地。第一次回到阔别27年的豫北故乡后，我首先想到的事是要到父亲的坟地去看看。回故乡如不看故土，等于没回。在未回故乡之前，我曾经这样想，这次回来，一定要到父亲的坟地去，给过世多年的父亲立块碑，以示怀念。我将想法讲给二哥听，不料，他却苦笑着说：“现在咱家乡已不兴这个了，以前立过的也不见了，不少人家是将碑埋在坟前的地下了”。这天，我由二哥带领着去看父亲的坟地。出了村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瞬之间，我已经离开故乡33年了。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故乡水。虽然在异乡生活这么多年了，却仍是割舍不了对往昔故乡的思念之情。尤其在月朗星稀的晚上，我不知道有多少次面对窗外的月光，细细地品着“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的味道。每逢此刻，我也禁不住心头对昔日故乡的怀恋和回忆。故乡地处豫北，位居黄河之滨，太行山南麓。过了郑州北边花园口的黄河大桥，大约走将近

老菜园起始叫菜园，后来又有了一个新的菜园，这菜园便被生产队里的社员们称之为老菜园了。老菜园不知道在世间存在了多少年？也不知道几辈人在老菜园种植过蔬菜？在我的记忆里，严冬过去，乡亲们想吃新鲜蔬菜了，就期盼着蔬菜一天就能成熟，恨不得将积攒下来的人畜粪肥都上到老菜园这片土地上。这样，日子久了，老菜园的土壤就变得十分肥沃，并很明显地区别于生产队里其它地方的庄稼地。负责管护种植老菜园的是生产队里的一些德高望

往往和同事们谈起各自故乡的春节时，就会争论不休，个个都是口悬若河，滔滔不绝，各有各的风俗，各有各的习惯，有相似的，有相同的，有不同的。因此，很想将自己童年时在故乡时过年时的情形回忆出来，和同事们探讨一下。故乡的人都将每逢的春节称为过年。我已经多年没有回故乡过年了，也再没有体验过故乡过年那热闹喜庆的氛围，因此，生活在远离故乡几千公里的这片异乡的土地上，每当年节前夕，都禁不住钩起心头对故乡那如火如荼般

离开故乡三十多年了，对故乡的土地却记忆犹新。故乡有十个生产队，别的生产队的土地情况我不清楚，但对于我们家所在的第七生产队的土地却熟悉的很。顺路地我们第七生产队的土地都在村北。这是村北边一条南北走向的土路，顺路刚出村东侧的这块地称为“顺路地”。我最早的印象是这块地里有村里一姓马村民家的坟地，土地归生产队的时候，这块地里种过红薯、玉米、大葱。因为距离家里不远，我童年时经常到这块地里割草。尤其是种玉米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