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年，父亲因病去世后我母亲把我寄养给我姑姑，与姑姑一起生活。那时，姑姑在一个县上比较有名气的初级中学教书，我之所以说那个初级中学有一定的名气，是因为那所学校既是一所省级重点中学，她的校长是一位南下的解放军干部，六零年的时候才二十八岁左右就从县粮食局局长岗位上调任为姑姑所在的中学任校长，行政级别是十八级，每个月的工资就有八十三元五角。要知道在当时的一个地方的这个行政级别和工资都是比较高

家乡村西南有一座黄土岭，黄土岭上有一座茶亭。茶亭面积有一间房子那么大，没有一根木头，从下到上全是老式青砖垒成。茶亭位于大路一侧，坐北朝南，面对行人。茶亭没有窗户，开三个门，正门朝南，面对着来往的行人，门头上边青石上镌刻两个柳体大字：茶亭。另外东西各有一个门，互为对照，通风流气。走进茶亭，映入眼帘的是靠后墙有一供桌，供桌上边墙上刻着“流芳千古”的字样。茶亭是典型的明清建筑，屋脊上安有兽头和飞鸟，远远

张三娘是我舅舅家生产队的一个人，说起来还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十来岁认识张三娘的时候，她大概就是在六十岁左右。人很精干，花白的头发一丝不乱地往脑后方向梳着，然后在后脑勺的地方挽起一个巴掌大小的发髻，发髻上插着一根银色的簪子。可能是那簪子有些年岁的原故吧，银色的簪子上的雕花已经被磨损得只剩下浅浅的痕迹，那浅浅的痕迹上留下了不太显眼的岁月带着的垢污。张三娘的那张略微清瘦的面庞，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使她显

4、“落户”与“春插”1976年的春天，我下放的时间不到半年，由于“抢劫案”一事在整个农场和大队造成了极大极坏的影响，我因此仿佛成了一堆臭狗屎。每个生产队都拒绝接纳我的户口，我们知识青年都是在农场干活，在队里分粮，于是我便成了一个既无户口又无口粮的“黑人”。对自尊心很强的我来说，心口无异于被狠抽了一牛鞭，我的自尊感荡然无存，而自卑感却到了极点。马上就要下生产队“春插”了，场里的知青全部到自己落户的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勤劳是致富的关键因素，好逸恶劳的人大都没有人喜欢和好的结局。然而，我认识有一个人，这个人却是一列外。肖开春是我舅舅生产队的一个人，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年龄与我大舅差不多，七一、二年的时候大概在四十五、六岁左右。那个时候，农村的男人不管是小伙子还是中年人甚至是小孩，基本上都是一两个头式，要么是光头，要么就是留一个寸头，在农村极少看到一个头发留着领袖头式的“大奔头”的人。而肖开春虽然是生

解放北路的人家这是一条安静的街道，车辆不少，静静泊在路旁，8路公交车经过，好似借道而行，零星的人影，要么是蹒跚行走的中风患者，要么是祖孙两代默默远去的背影，或者是小小家属院外，那种无花果树以及翠红石榴的人家，树下苍白头发的两位老人，藤椅说话，轻轻的，听不到声息的，天际那徐缓来去的白云。一条铁道应是最为热闹的，但不是卸货出货的季节，东西横亘着，隐蔽在平铺的路上，依然静默着。这条短短的支线，从东面千里

银行里的女友略微瘦而匀称的身材，没有正眼看我，却仍见她清秀的面孔，低垂的双眸，总有一些熟悉的记忆，矜持而含蓄着羞涩，不像是在热闹的喧哗的银行，却好像是她独身一人，婷立在校园的树荫，或者在校门的傍晚，放学回家略微的那种莫名之觉，莫名美感。不必多虑多思，事情略急，就直接上前打听我的折子是否可以转换。她依是没有抬眼，看着我递过去的折子，问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周围人声嘈杂。她又大声：“你办手机银行了吗

我知道王鸡儿这个名字的时候还很小，王鸡儿是我大舅家生产队的队长。在我五、六岁刚刚懂一点事的印象中，王鸡儿很像我当时看到的一套连环画《敌后武工队》中描写那个猪头小队长：一米五几的个子，两只眼睛犹如两颗绿豆一样摆放在他的脸上，，说话的时候根本看不到他的眼是在看哪个地方。大舅家的全生产队大人小孩都叫他“王鸡儿”，有一些大人还可以当着他的面前叫他“王鸡儿”，不过，好多小孩还真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所以只要

胡老师是我在当时的藉田乡后来的藉田镇读幼儿园小班时候的老师。胡老师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在我的记忆中，胡老师是一个女的，她的个子很高，脸蛋虽然不是很漂亮，但记忆中她的样子到是长得眉清目秀很端庄大方。头的后边编织的两条辫子很长，走路的时候在她的背后左右摆来摆去，那时候我在背后看到胡老师，说真话，老实觉得就像两条小蛇在她的背上一样。胡老师对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说话的时候总是细声细气的，那声音很好

苏羽林是我父亲的一个同事，从小到大我一直叫他苏羽林伯伯。苏羽林伯伯他的个子不是很高，大概在一米七左右，有着一张近似于古铜色皮肤的国字型面庞。说话的声音很大，而且语速也很快。后来我在与苏羽林伯伯一起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他给我说：“小刘娃，你知道我为什么与你爸爸关系好，是非常好的朋友吗？告诉你，因为我和你爸爸因为辩论问题，常常会为说服对方而感到骄傲！”。正因为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与造反派组织的人辩论时

一个人的人生中会遇到和认识许许多多的人，在这许许多多的人的遇到和认识的过程中，渐渐的慢慢的教会了我们自己许多事情的认识与感悟，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人生的体验。吴一，是我人生记忆中第一给我上课的人。记得那是我四岁多一点，父亲在一个区的供销社工作，他的一个同事姓李的阿姨的儿子叫吴一，大概比我大一岁左右。有一天吴一看到我一个人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便悄悄地给我说：“念华（我的小名），我带你去看一个东西

2、最后一片秋叶…………（本篇见古榕树下网站“作家故事”）3、“抢劫集团案”我下放在人称全国“七十二福地”的第六十九福地——武冈云山脚下，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云山顶上存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森林里经常有豺狗和野猪等野兽出没，山下有一座大水库，那水绿得象青苔似的。水库的水经过一条渠道流过我们的村庄，一年四季象一条清澈而永不干涸的河，我相隔十余年后再返此地时，山上几乎全是人工林，那些个野生动物已绝

家乡有两座水碓房，一座在村头，一座在村尾。在我记事起，两座水碓房，是用泥土和石头砌成的墙，是泥瓦片、木结构的，就立于小山溪的侧旁，不知建于什么年代，但可判断年代肯定久远。据史料记录，我国在汉代发明了水碓，浙东山区在唐代已有了使用滚筒式水碓记载。据祖辈们说，解放前两座水碓房非常鼎盛，蜚声远方，四邻八乡的村民都会挑谷到我村舂米，以及加工粮食等。水碓，又称机碓、水捣器、翻车碓、斗碓或鼓碓水碓，为旧时中国

李老师的愧怍走过去上二楼，见到他们站在楼梯口，像常常所见的那时的人众，陌生着谨慎着神情。我仔细打量，同时说到我是谁谁。背靠着铁红扶手的老妪扭头注视。哦，我认识，是多年之前曾经的同事。但我有这些迟疑自己的记忆，有些迟疑的喊一声：李老师？是她。邀请他们下楼，到我办公室的途中，她告诉我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看到她已经不再伶俐的脚步，那薄薄的鞋脚，踩着光洁的台阶。我说现在还行吧？下意识的总想搀扶她一下。他夫

《模糊的记忆——二老尤回忆录》第三章爸爸是国民党连长爸爸退休那年，我去梨树县社取回爸爸的档案。爸爸的档案装满了整整二个档案袋。回到家里，我取出爸爸的档案，认真看着每一页。原来，爸爸是国民党连长。我从来不知道爸爸的人生还会有这样的经历。这使我想起了文革初期，奶奶为什么天天被委主任拉去站在委主任家门前的院落里，戴着“国民党沉渣余孽”的大方牌子，斗街。回到榆树台我的老家小镇，我把爸爸的档案还给了爸爸。我

端坐的郊外和斜躺的山区端端正正坐在那里，那是要正心端神，因那周围，尤其是对面及身后，坐满了人，或者是几个重要的人物；因为那周围，尤其是侧面或者正对的上面，密布着妖魅，或只是一尊一尊鬼的神。歪歪斜斜躺在床上，是说我今天正在休息，我的家人在厨房，或者就有旁边我的书本，或者一部小众的电影就在眼前；歪歪斜斜地躺在那里，是说我已经远离人间，脚下是小草溪流，身边是云雾弥漫，背后想要竹林，便节节叶叶；想要乔木高

二老尤文集第二部《模糊的记忆》第二章爸爸和妈妈的合影我从来没见过爸爸和妈妈年轻时候的合影。我不知当时妈妈为什么嫁给了一个家里很穷，带着二个孩子并比自己大十岁的男人。我的记忆里，爸爸是一个很干净并很帅气的男人，妈妈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生活没有规律也不算很讲究的女人。但妈妈很能干，家里外头没有闲着的时候。有时妈妈累了，就穿着衣服睡觉。爸爸的和妈妈的感情，真的不是很好，妈妈年轻的时候，总和爸爸吵架，有时候

半夜醒来似乎有点口干舌燥，端起床头柜上的茶杯，呷两口睡前泡的清茶，还有些温热。窗外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在路灯昏暗的光里可以看清每一根雨丝。偶有车辆闪着灯光快速地碾过湿漉漉的水泥路，遇有洼处溅起几朵水花。路灯光照进屋里，清冷朦胧。拧开台灯，打开电脑，坐在桌前，神志渐渐清醒。白天酒桌上的情形和前几日随作家协会赴革命老区采风的一幕幕在脑海浮现。写老区变化是这次采风的任务，我本不善于写现实题材的东西，更不善

模糊的记忆——二老尤回忆录第一章爸爸的认像我好像从来没有感觉爸爸已经走了，可我的慈祥而又真的很伟大的爸爸确实已经走了。我不记得爸爸是哪年走的，只记得他老人家走的时候是88岁！爸爸走的时候，家里很“热闹”。撕心裂肺的“彩霞映蓝天”的降一调的大喇叭，在我老家三间土坯娄的院落里喧嚣了整整三天三夜！爸爸的一生，清正廉洁，勤劳善良。可以说，爸爸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家产，可爸爸每每过年都要张贴的那张“家

没有想到，今年的农历五月十二，我见到了久违的“班花”——君。那天晚上，我携妻子与老同学平早早地赶到梅溪湖商业广场，参加长沙的同学小聚。月亮羞答答、满脸红晕地从长沙城钢筋混凝土森林中姗姗而来，渐渐地亮丽，渐渐地退却羞涩，与我对望，深情而优雅，欢快而沉静。梅溪湖水畅快地流淌着，无忧无虑，在浅滩上跳跃着，泛起几波白浪。好像知道我将面见“班花”似的，满世界的青蛙和昆虫大老远就热情地为我奏响起一曲又一曲的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