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坐邮车我的家庭按现在的说法是应该划到弱势群体中去的，父亲是建筑单位的木工，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靠做些临时工来争些钱以弥补家庭开支。在下乡的年月里，我们每年一般只回来一次，就是每年的春节，父亲的单位派辆大货车把知青们全接回家乡，过了元宵又把大家送到农场。在我的印象中我中途回来过两次，一次是我兄结婚，我是爬车回来的，一次我病了，是单位的救护车把我送回来的，休息几天还是要回农场呀，搭班车是舍不得

一九六六年的冬天，那时我快要满九岁的时候，在姑姑她们语文教研室的办公桌上，我知道了天安门长安街上已经是第七次积聚在那里接受了检阅。从六月份第一次去北京接受了检阅的学校副校长回来之后受到学校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之后，姑姑和黄俊兰几个关系很好的老师就天天开始酝酿她们也要“大串联”到北京去接受检阅。天天反复的讨论反复的准备，终于在十一月中旬，姑姑她们十来个老师和学生准备好去北京了。出发前的一天的晚上，姑姑

刘站长是一九七八年刚刚成立的区食品站的站长。这之前，刘站长是区供销社的一个副主任。由于刘站长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他自己说他只读了一年的私塾，所以在区供销社工作很不开心，经常受到担任供销社主任的周化豪以刘站长没有文化没有和工作能力的借口的排挤，诸如业务工作和人事安排以及物资供应的管理工作呀什么的，都没有刘站长这个当时的刘副主任的份。什么单位的清洁卫生职工宿舍管理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叫刘站长去干。在那个什

六即使天天晚上去镇上看电影，我竟然还是考上了五年级。我们班一共考取十个，四个女生，六个男生。为了感谢我们的老师，也就是我们的校长，我们相约每人买两包烟送给他，每包烟两块钱，老师又高兴又欣慰。那时，我九岁了。第一天报到，大雾弥漫，伸手似乎不见五指。在过去的九年，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雾。那一天，我独自一人去离家六、七里路的中心小学去报到。走在路上，前面什么也看不见，我总是害怕突然之间从雾中窜出几个红毛绿

五我是希望能在家里找到一本像母亲夹鞋样那样的画报，或者其他的什么书来。趁母亲不在家时，我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除了那本夹鞋样的画报，终于找到了一本小书，是母亲上扫盲班时的教材，只有我们教科书一半大，绿色的封面，很薄，里面的字大多是我学过的。那时，三叔正上中学，可我不敢翻他的东西，二叔已经初中毕业参加工作了，但二叔非常不喜欢我，对我总是本着脸，非常严肃，我见到他就有点像老鼠见到猫，尽量让自己无声无

四上小学时，我家一直住在大杂院的老屋里。一个院子里住着我家，大婶娘家和亲二老爷（我祖父的亲弟弟）家。大叔当时有一辆毛驴车，到处帮人拉货，能挣不少钱。二老爷在外地的一个煤矿做厨师，每年回家一次，每次都成千上万地带钱回来，只有我们家最穷。几个上学的孩子中，我的成绩却是最好的。二老爷家的三叔比我大了好几岁，和我同一年级读书。他每天回来都向母亲告我的状，说我上学时又舔衣袖了。因母亲身体的缘故，我断奶很早，

我当知青的时候落户在全是浅丘之地了，距离省城一百多公里的红花大队第四生产队。全生产队有一百三、四十号人，男女劳动力的数量大概是八十多人，儿童和老人的人口数量为六十人左右。只是那个时候的老人只要身体过得去，不管是七老还是八十，每天都还是要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姓李，叫李国权。我到生产队认识李队长的时候，他大概在四十岁多一点。终日劳动日晒雨淋使得李队长的脸黑红黑红的，两只眼睛大而有神，

三二年级时，我在学习上的“聪明”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二年级的代课老师就是一年级时不让我上学的校长。他让我坐在第一排，左边是他的侄子，右边是他的女儿。上课时，遇到大部分同学都不会的难题，他会让他的女儿上黑板去做，若做不出来，他就会让我去做，我多是能做出来的。为此，他就会用手在他女儿的头上敲几个“暴栗”，而大大地表扬我一番，他非常喜欢我，上课时都亲昵地喊我的乳名，从不叫我的学名。我认字越来越多，对书的渴

二我五岁那年，邻家小五姑已经八岁了，她要去上学。她是我最好的玩伴，所以我也吵着要和她一起上学，母亲除了干农活，还要照看四岁的妹妹和三岁的弟弟，没时间管我；奶奶也要忙地里的农活，也不想管我。让我去上学，是最好的选择。开学了，我背上三叔的旧书包，包里有两个母亲用父亲从单位里拿回来的废纸订的本子，扛着一个小板凳（那时候上学要自带板凳）跟小五姑一起去上学。学校就在村子里，离我家也就二、三百米的距离，老师都

9、回乡路遇兄要结婚了，我在农村接到喜讯，高兴极了。我兄三十而立，解决婚姻大事，是家中多年的夙愿了。我通过武冈知青的关系，把自己积蓄的20元人民币买了四条精装的上海烟，而把自己回家的费用给忽略了。我约好知青朱，用知青们的惯例：爬汽车回故乡去。天刚蒙蒙亮，我俩便出发了，一个时辰才到县城。走过县城，我们就爬上了一辆邵阳市商业局的汽车。那车是七十年代我国从日本进口被称为“日野”的货车，车厢低，速度快，但

离开，才能回来近来，阅读几位艺术工作者的传记，简略的描述中，知道傅抱石在东洋找到了或说看清了中国美术的传统真知，质朴风貌，于是回国；台湾蒋勋则在法国留学美术史研究及与欧洲同行的交流中，得到忠告：自由的绘画思想，天际的时间与空间在东方，回到你的故乡去吧。小时候的农村故乡，听说有谁在村边的地域起了瓦房，不仅是因为贫穷的童年对舍居房屋的惊奇或仰视，更为主要的是，那户人家来自城里，繁华的梦一样的城市：市里

甄是也是我们知青点的一个女知青，本来她是想与我们街上的六、七个知青同一天下乡的，只是因为当时她还差两个月才满十六周岁，所以到知青点来的时间就比我们晚了两个月。甄是我们知青点里知青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两个高中毕业生之一，而且与另一个高中毕业的柳坊不一样，甄是在县城的高中学校毕业的，就知识水平和面而言，比那柳坊要好和高出去许多。更是超过我和其他的七、八个知青都是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所谓的“知识青年”了。甄的

前言关于读书这件事，我常常跟儿子争论不休。这里所说的“读书”并不仅仅指学生所要面对的课业，更多的是指课业之外阅读的“闲书”。当我告诉他：读书对一个人非常重要，人一定要多读书。他就会一脸不屑地摊开双手问我：“读书有什么用？”这里的书当然指的是“闲书”。读书有什么用？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有认真去考虑过，给儿子讲道理时，也只是拾人牙慧，讲的是别人的道理。为了说服儿子，我开始认真思考“读书对我

健康路我家住在健康路上，它是一条不长的街。有人说，因为这路靠近医院，人们很容易去看病来保持健康，久而久之，就叫上这个名字。健康路是热闹的。早晨八九点钟，几乎所有的门面都开了，响着新潮的歌曲来吸引人进店。也有点专门在门外放辆摇摆车，一遍又一遍地响着“小朋友快来坐啊！”年纪小的孩子见了一定要坐，拉扯着家人的衣袖，甚至是裤子。能坐到的，开心地坐在车上摇啊摇，晃啊晃，听着车里播放的一遍又一遍的儿歌，突然变

吴松柏是我当知青时认识的一个成都知青，我们一起在红花大队的茶场也就是大队的知青点生活了两年时间。我们知青点的与大队茶场是合二为一的，茶场在知青点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茶场的人都是来自全大队的十六个生产队，当时的茶场除了有两间存放农具什么东西之类的茅草房以外，再就只有一间养猪的茅舍屋和一个直径将近十几米大的粪坑从中间一分为二隔开之后的男女厕所了。只是在一九七六年里，有文件规定为便于管理，新

一菊墓地一菊家我是否埋葬在这里呢？座座墓碑林林丛丛，前后祭奠的菊花，素素黄黄，粉粉白白，在一块儿绿树或枫叶红的矮林之里，干净宁洁，纵观一切，的确是不错的地方。近几年已经稀少了空穴的“文锦区B座”，不会等待我的到来，不能与母亲相伴相随。数年之前，尤为母亲落葬之际，虽暗算落户，以为尚且可待来时，如今现状，推计已无可能死后与母亲相伴。我和妻子是否同穴呢？我的儿子是否敬重而有能力安置？我自以为独穴而葬的异

周静，一个曾经让我心跳、冲动的名字。她，我的中学同学。面庞白皙，容貌姣好，而且善解人意。所以，在我们班上，她华美高贵宛如公主。看她的第一眼，我就彻底沦陷了，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闪烁着迷人的光彩，像子弹一样瞬间击中了我，仅用零点零几秒时间就将我的整个身心俘获，让我对她萌生恋情。那年夏天，我圆了我的大学梦。第二年，周静竟奇迹般的录到与我们学校只有一墙之隔的水电师院。她报到那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她们学校

第八章让青春在井下闪光大地孕育了无数宝藏有一种黑色元素能发光和释放热量啊！煤，地壳深处的太阳职业有七十二行有一行在井下闪光啊！煤矿采掘工人新中国最可爱的人【掘进吧！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得世界变呀变了样。”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流行的歌曲，歌曲的名就叫《咱们工人有力量》，歌曲唱出了工人兄弟的心声，歌颂和赞扬广大工人阶级用无穷的力量

精神荒漠中的一群狼写下标题，总感那“狼”字用词不当。在当知青的岁月里，是没有什么精神文化生活的，所以把处在几乎没有精神营养供给状况的知识青年比喻成“狼”了。那时如果听说某地方放电影，那怕七、八里路远，知青们都齐齐浩浩地跑去看。在我的记忆中，看得最多的电影名是《南征北战》，百看不厌。有一次，我在大队小学一位校长家里竟然翻出一本《史记诠释》，当时，那位慈祥的女校长都有几分诧异，她十分慷慨地把书送给了我

霜降至，气温骤降，草木黄落、蛰虫咸俯。前几日，星城呈现的，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虽是一片秋的景致。却是暖暖的满眸的金黄，灿烂的阳光，轻柔的风。还有芙蓉，桂花，百日菊等各种花也相继争妍，那气势不亚于春天里的百花齐放。正是此时朋友圈里经常是呼朋唤友，浩浩荡荡去赏花踏秋。譬如植物园的向日葵，岳麓山的枫叶，农大的银杏，橘子州头的桂花园，都是人们赏秋的好去。于我，因今年琐事太多，瞎忙，没得去，本想这个周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