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自学者的爱是抽象的。他与其说是爱人类，倒不如说是借这个名义来逃避自己的孤独，虽然他并不自觉。一旦他感觉到同洛根丁谈不拢来，他就由爱变成了恨——这样的人道主义者！洛根丁感到，既然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偶然的，毫无理由的，没有根据的，那就没有任何一种性质能够标明它们，无论这种性质是好还是坏。就一个个人说来，他们既可能好又可能坏，他们可能一时好又一时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大都是好和坏的混合物。他们的性

《厌恶》的主要人物除了洛根丁就是那个自学者。看看他们两人的对话和交往是很有意思的。人，人类，人道主义，这是他们谈话的主题。自学者是个人道主义者；应该爱人类，人们是值得钦佩的，这是他的思想。洛根丁毫无疑问不同意他的思想，但洛根丁并不是个反人道主义者，他只不过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已。但说实在的，我们在评论两人之时，很难断定到底谁更像个人道主义者一些。应该爱“人类”吗？人们是值得钦佩的吗？在回答这种问题

洛根丁不断地寻求奇遇，但不断地处于失望之中。他曾以为自己过去有过奇遇，但慢慢地发现这只不过是在自欺。人的过去如果不跟当下现在联系在一起，那它就什么也不是。人们常常拿自己的过去，也就是经验，来掩饰自己在当下现在的孤独、无所凭依、软弱无力。但这是徒劳的。人是被抛进现在中，他总是不能离开现在的“我”。过去的事情，哪怕是极平凡的，只要你加以叙述，它就成了奇遇。所以人们往往自己上了自己的当。我们以为自己记得

这个“疯子”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偶然性和荒谬的世界。偶然和必然，这似乎又让我们置身于哲学领域。但我们最好不要逗留在一般概念范围内。偶然是尚未显露的必然性，这个世界是必然性的世界，一切都是必然的，——这好像也不无道理，但在“我思”之后，它不再是这样。这是一条树根，但它又不仅仅是树根；我们关于树根的知识并不能说明它为什么是这个样的，并不能说明这一个树根。是的，树根具有吸水的职能，它供给整株树水分和养

我有时想，人是群居的动物，这话是不错的——否则人类社会无已形成——但人也需要一点孤独。大群的人没日没夜地拥挤在一个大房子里，恐怕难以维持下去。人们多数时间是一家在一套房间里或一人在一个房间里，这就是孤身独处时。人们有时对最亲密的人也会说，“请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现代文明造成的人口高度密集、喧闹、嘈杂，已经成了公害；住房更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要想孤身独处（求得一小片属于自己个人

（一）自从美国打压“华为”以来，一向低调的任正非先生成了网红人物。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谈话显示了一个大企业家的胸怀和眼光，特别是对于基础教育的强调，更是切中要害之谈。记者问：“当外界都在担忧华为如此生死攸关的一个时刻，您反而有点超然物外要谈教育，教育还是您最关心的事情，为什么？”他的回答是：“我关心教育不是关心华为，是关心我们国家。如果不重视教育，实际上我们会重返贫穷的。这些基础的科学走到这一步，

袁术也是三国前期的一个军阀豪强。他是袁绍的弟弟，但袁绍是妾所生，他是正妻所生。如果说袁绍是一个庸碌之才，那袁术就是一个十足小人，而小人是不能成大事的。在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董卓帐下的上将华雄无人能敌，关羽请求出战，却遭到袁术的喝斥：“量一弓手，也敢乱言！与我打出去！”后又呵斥张飞：“我们大臣尚自谦让，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赶出帐去！”遭曹操反对后，竟领兵而去。在群雄逐鹿、争夺人才

湖南省的桃源县已经很少有国营企业了。桃源县的领导干部，以“企业亏本、无法维持现状”为借口，把国营企业要么给人承包、要么干脆把国企卖了。但这都是些“不真实的说法”。打个比方：国营的“桃源县自来水厂”是个盈利丰厚的公司，因为厂子效益很好、有钱发，许多人削尖脑袋想钻进去，这样的国营企业是不可能亏本的，桃源县水资源丰沛，一条大河从未干涸过，为什么政府要把这个天然的国营企业卖掉？说“因为亏本无法维持现状”是

《厌恶》着力写了一个孤独者洛根丁的心理状态：厌恶、恶心、对奇遇的渴求、荒谬感、对偶然性的意识。看到洛根丁那种种希奇古怪的念头和举动，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精神失常。实际上，《厌恶》写出后，许多人都认为作者是个疯子（可怜的萨特！）或者作者是写一个疯子的故事。拾起一块小石头打水漂漂，突然一下子失去扔出去的欲望；十分渴望从地下拣起那张破脏的纸，但手就是不能行动；握一只湿漉漉的手，突然觉得好像握一只肥

在漫长的旅行之后，安东纳洛根丁在布城那些善良的人们中定居下来。他住在一个靠近火车的旅馆里，这旅馆主要接待那些作长途买卖的人。他在这儿写一本关于18世纪冒险家洛勒旁的书。为此他经常去市立图书馆。在那儿他认识了一个自学者，一个人道主义者，此人正按照字母顺序来阅读图书馆的书。洛根丁晚上常去一个为铁路人员而设的咖啡店，听着唱片——总是那么一张——“在这些日子里”。有时他上楼去同老板娘鬼混一阵。他有一个爱人

关于孟子的仁政思想，最后再讨论一个问题：既然这一思想的实质在于为国君出谋划策，告诉他们怎样才能保有和扩大自己的统治，而且似乎言之有理，为什么得到国君响应的情况很少，国君们似乎并不愿意按照他所说的去做呢？“得乎丘民为天子”，我想这样简单的道理，诸侯国君倘若不是弱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对于国家可以说是操够了心。河内地区遭了灾，我把那里的人民迁移到河东，还将河东粮食运一些到河内。河东

谈到税率问题，有一个叫白圭的人，曾当过魏国的相，问孟子，他打算实行“二十而取一”，也是抽百分之五的税，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像貉这样的边远小国，各种谷类都不生长，只长糜子，又没有城墙、房屋、祖庙和祭祀礼节，也没有各国间的互相往来而导致送礼物和飨宴，也没有各种衙署和官吏，所以二十抽一就够了。但“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孟子的仁政，主要体现在征税政策上。他提出实现王道、无敌于天下的“天吏”五条，除了第一条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外，其它四条都是关于征税的：一、在市场划出空地来储藏货物，却不征收货物税，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把自己的货物拿来交易；二、在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愿意经过这里的道路；三、对于种地的人，除了依照助法助耕公田外，不再征税其它的税，那么天下的农民都会高兴，愿意在田野耕

那么，怎样才能让民有基本生存的条件呢？首先，要让民有足够的土地可以耕作。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後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而现实情况是：“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他在同一篇里两次提出仁政的根本措施就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司马懿是三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西晋王朝帝业的奠基者，无论在军事斗争还是政治角逐方面，都堪称一流的谋略大师。他历仕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朝，是曹魏政权后期的栋梁。诸葛亮六伐中原，他五次领兵拒敌，是曹操死后，曹魏唯一能与诸葛亮抗衡的人物。他在与诸葛亮的对阵中，虽未能取胜，但作为防守的一方，成功地阻住诸葛亮的进攻，也就是胜利。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诸葛亮虽未战败，但未实现战略进攻的目标，也就意味着

有论者给予孟子仁政思想以极高的评价。如徐复观先生说：“孟子在政治上谈‘仁义’、谈‘王道’的具体内容，只是要把政治从以统治者为出发点，以统治者为归结点的方向，彻底扭转过来，使其成为一切为人民而政治。”“他不仅把当时统治者的利益从属于人民利益之下，由人民的利益来作一切政治措施得失的衡断，并且把儒家所强调的‘礼义’，也把它从属于人民现实生活之下，使礼义为人民的生活而存在，而不是使人民的生活为礼义而存在。

人的善有四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两个。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离娄上》）他还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

从《孟子》一书记载的情况看，孟子当时到诸侯各国宣扬他的仁义之道时，跟随的车子有几十辆、跟随的人有数百名，他们是不从事体力劳动的，由所到国的国君供给他们吃喝等用度，以至于他的学生彭更问，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孟子的回答是，根本不过分，像他这样“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的人，获得这样的待遇是理所当然的。(《孟子·滕文公下》，以下只注篇名)实际上孟子将自己的这种活动看成一种职业，他说：

因此，从一开始，人性善的思想就包含着由于怎样认定人性而将人分成不同等级的思想。那些将“四心”看成人的本性、不断地保持和发展它们的人，是君子，是大人，是圣人；那些将人的感官感受看成人的本性而将“四心”抛掉的人，是庶民，是小人，是凡人。孟子对此有许多阐述。对于“四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告子上》）由于对于“四心”求或舍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人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孟子人性皆善的思想，他实际上主张了一种人人平等的观念。如有学者说：“孟子言性善，而侧重于万人同具善端之说，所以他力主平等，而流为民本主义思想。”（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p.40）还有学者说：“孟子之说，平世之道也。人人有仁义礼智四端，即人人可以平等自立。”（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1998年影印，p.89）类似的观点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