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不要忘了祈祷。如果你的祈祷是真诚的,一定会有新的感情,其中必定包含着鞭策你继续前进的新思想,因此,祈祷就是一种教育。应该记住的是,在每天的祈祷中,你都得反复念道:“主啊,愿你宽恕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人!”这是因为,在每时每刻都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失去生命,其灵魂来到上帝面前,其中许多人死去时孤独寂寞、默默无闻,他们十分悲哀,因为没有人怜惜,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尽管你跟他们素不相识,你为他
我早就想到,生命就是天堂;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天堂就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现在它就藏在我心中,只要我愿意,明天它就会出现,并且一生伴随着我。每个人不仅要为自己的罪恶承担责任,还要为其他的人和事承担责任,这一思想让天堂不仅存在于幻想之中,而是出现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关于天堂的幻想是一定会实现的,不过不是现在,凡事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这是属于精神和心理方面的事情,要想改造我们的世界,就必须让人们的心理走上
1956年假期,萨特、波伏瓦、郎兹曼和米歇尔一起去威尼斯,然后是贝尔格莱德,希腊。在那儿,他们分成两拨,然后萨特和波伏瓦在罗马会合。在所有的国家中,萨特和波伏瓦最喜欢的是意大利,而在所有的城市中他们最喜欢的是罗马。从这一年开始,萨特和波伏瓦每年夏天都在罗马度过。其间他们去威尼斯、那不勒斯、卡普里小住几天。在萨特去世前,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1960年他们去了巴西,一次是1975年他们去了希腊。后一次
1955年,萨特和波伏瓦接到去中国访问的邀请。当萨特告诉波伏瓦这个消息时,她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此之前,他们先去了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宽大的礼堂中,悬挂着各种装饰品和差不多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旗帜。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有不少冒着极大的风险,几个美国学生是秘密来的,一旦被发现,就可能失去护照。看到这些肤色不同、信仰各异的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愿望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6月,
萨特回到巴黎,不久同米歇尔一起去了意大利,一面休养,一面写他的自传。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现在他起码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睡觉,只同自己感兴趣的人见面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待他十分友好,陶里亚蒂同他一起吃饭。8月底,萨特同波伏瓦又开始驾车旅行,这时萨特的身体状况还是不好。一次,在餐馆吃饭时,他突然向波伏瓦喊道:”什么文学,全是狗屁!“他不停地高谈阔论,发泄自己对文学的厌恶之情。晚上,在旅馆,他呆坐在椅子上,
1952年11月,萨特在《现代》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第二部分。他明确阐述了自己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共产党人保持一致的。在一个大会上,萨特和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并肩坐在一起,波伏瓦和郎兹曼也参加了这个会。萨特在大会上讲了话。每次听到萨特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话,波伏瓦都十分激动,因为听众在萨特和她之间造成一种距离感,是他俩单独相处时体会不到的。萨特谈得十分轻松,在波伏瓦听来,每一个句子都像是一个奇迹
1952年6月底,萨特和波伏瓦去意大利度假。萨特乘火车去,波伏瓦开车去米兰同他会合。他们要在意大利旅行两个月。波伏瓦临出发时,博斯特和让·科正准备飞往巴西,博斯特请他们吃蒜泥蛋黄酱。波伏瓦建议把郎兹曼也请来。他们喝了不少酒。第二天早上,波伏瓦接到郎兹曼的电话:“我想带你去看电影。”‘看电影?什么片子?“”噢,什么片子都行!“”好吧,“波伏瓦犹豫了片刻,同意了。最后这几天她的日程排得相当满,但她感到
这位母亲大声说:“哎呀,你说得太好了,说到我的心坎里。但幸福究竟在哪里呢?谁能说自己是幸福的?你是这样好心,同意我今天再见你,就请听完我上次没有说出来、不敢说出来的一切吧,它长期以来让我痛苦万分!请原谅我,我是那样痛苦。”她站在他面前,两手紧握,情绪十分激动。“你怎么这样痛苦?”“是因为……我没有信仰。”“你不信上帝?”“不是不信,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但我感到来世是一个不解之谜!谁都无法解开这个谜
那些懂行的人说,在俄罗斯修道院,长老制产生的时间还不长,不到一个世纪,而在有东正教的其他地方,特别是西奈和阿索斯,其历史已有一千年以上。有人说,在古代,俄罗斯也有长老制,只是由于我国屡遭动乱,由于鞑靼入侵、叛乱频发、君士坦丁堡被占后跟东方的关系断绝,这一制度被遗弃了,长老也没了踪影。上世纪末,一个了不起的修行者维利基科夫斯基及其门徒重新恢复了这一制度。到现在将近百年,俄罗斯修道院只有很少的几个设有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一切都由此开始:我爱上了一位年轻的美女,她人很聪慧,举止庄重得体,性格开朗,品德高尚。她家里的境况也不错,父母很有地位,也很有钱,他们待我十分热情。我觉得这女子对我有那种意思,于是爱火就在我心中燃烧起来。以后我才意识到,当时我不一定有多爱她,只是对其才智品行很有好感而已。出于自私的考虑,我没有立即向她求婚:我还年轻,有花不完的钱,我不愿过早放弃这种自由放荡的单身生活。尽管我对她作
神父们,你们应该互相热爱,还要去爱人民。我们并不是由于来到这个修道院,就比世俗的人更为神圣一些;恰恰相反,到这里来的人之所以来这里,都是意识到自己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加坏一些。一个修道士在这里住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是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他就没有必要到这里来了。只有当他意识到自己不但比世俗的人坏,还应该为这个世上所有人的罪恶承担责任,他才算是达到修行的目的。你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世上一切人和
我现在回想起多年来一直让我困惑不解的一件事:我说的是犯人戴的脚镣。无论患什么疾病,苦役犯都要戴上脚镣,没有例外。我亲眼看见一些患肺结核病的犯人带着脚镣死去。然而人们对此已经习惯了,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并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即使那些给犯人看病的医生,许多年来恐怕也没有谁想到,应该要求有关部门给患重病的犯人、特别是肺病患者取下脚镣。脚镣本身不算太重,大约8到12磅,对于健康者来说,戴上也许
波伏瓦正在对自己的小说作第三次修改。在完成《第二性》后,她就开始构思这部新作,想让它包容一切,她与生命、死亡、时代、写作、爱情、友谊、旅行的种种关系;她还要把战后那一段既狂热又令人失望的经历写下来。这次她决定不赶时间,静下心来细细地写。在写作过程中,她既兴奋又害怕,她把这事看得很重,就像拿生命在作赌注。到了1950年6月底,波伏瓦完成了小说的第二稿。跟以前的习惯作法相反,她一直没有把手稿给萨特看,
现在《现代》编辑部吸收了一些新人。每个星期天下午他们在萨特的住处碰头开会。其中有个年轻人叫克洛德·郎兹曼,哲学上受过严格训练,同时很看重政治。他帮助萨特使《现代》杂志政治化。他人长得很帅,对女人很有吸引力。郎兹曼为人朴实而风趣,有他在场,碰头会的气氛十分活跃。萨特和波伏瓦都对他有良好印象。第三者的介入并没有让萨特和波伏瓦疏远,相反的,最后退出场的是这些介入者;而他们的关系依旧。这是不可摧毁的一对,
6月底,纳塔丽带着她的两个男同性恋者朋友来到巴黎。波伏瓦见到她很高兴,她也满面春风的样子。但不久她们相互感到失望。纳塔丽已经美国化了,美国成了她的国家,一切都是美国好。她已经不能理解波伏瓦,同巴黎格格不入。在同纳塔丽告别时,波伏瓦知道,她的这个小朋友再也不会回来了。以后几年,她们还通通信,但纳塔丽在信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她的敌意,最后波伏瓦中断了通信。7月中旬,萨特和波伏瓦去挪威旅行。萨特的出版
法国人都在谈论苏联入侵的可能,仿佛很快就会打进来。加缪说,如果苏联人来了,萨特应该留下来抵抗;否则人们会感到失望。许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也有些人认为他到时候会自杀。萨特从不相信苏联真的会占领法国。但有时他也姑且设想一下这种可能性,这时他就深切感受到自身境况的矛盾: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几乎无法作出选择。以前他所持有的自主选择理论在战后复杂的环境下不能解决自身面临的难题。这几年萨特开始研究辩证法,黑
1950年夏,萨特和波伏瓦去非洲旅行,还打算在那里与非洲民主同盟的成员见面。他们坐汽车穿越撒哈拉大沙漠。撒哈拉如同大海一样的壮观和生动折服了他们。远望沙丘一片杏黄,到跟前成了新鲜的黄油色,而在背后又变成粉红。远处的海市蜃楼更是变幻无穷。最后几天,他们穿越白沙高地,白沙之中嵌满尖尖的岩石,这又是一种奇异的景观。在一个小镇上,一天晚上,萨特早早睡了,波伏瓦仍留在酒吧喝酒,同店主和两个司机聊天。这几个男
我在国外看到执行死刑。法国是砍头。时间很短,犯人刚上去,一把大刀就落下来了,也就是用机器杀人,被称作断头台,那玩意儿十分沉重。很快,一眨眼的功夫脑袋就被砍下来了,但准备的时间却让人很难忍受:先要读死刑判决书,然后给犯人穿上死囚服,再捆上绳索,最后把犯人加上断头台,那真可怕!人们都涌过来看,连女人也跑过来看热闹。这个犯人叫莱克洛,已经不年轻了,本来是个既聪明又勇敢的人,身体也很好,这会儿却脸色惨白,
在监狱里告密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情。告密者不以为耻,而其他人也不会对他怎么样。告密者不但不会遭到疏远,犯人们反而愿意同他结交;你如果想说告密是件可耻的事,他们会对你嗤之以鼻。有一个犯人A,是贵族,为人十分卑劣可耻,我同他断绝了一切往来。他跟少校的勤务兵套近乎,给他当密探,勤务兵又把自己听到的一切报告给少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事,但没有一个人出来斥责或惩罚这个家伙,甚至连想都没有这样想。A是一个腐化堕落
在我坐监狱的几年里,苦役犯苏西罗夫一直都在我身边,但我却是过了很长时间才算真正了解他。每当我说“苦役犯并不见得就比其他人坏”,我想起的就是他。当时我并没有找过他,他却自己找上门来了,要服侍我。我都不记得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怎样开始的。他开始给我洗衣服,还给我泡茶,处理杂事,帮忙找东西,把衣服送去缝补,每个月还要擦4次皮鞋。这一切他都是尽心尽意去做,常常忙得不亦乐乎,天知道他为我做了多少事情,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