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安娜。卡列尼娜》的第六部看到了一个情景,是回答我们“当前最要紧的问题”的。这一情景好就好在它并非有意而为之,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小说艺术本质的自然表现。对此我感到有些意外,没有想到作者会将小说的主人公发展为支持这种“当前最要紧问题”的角色。如果没有这一情景,该小说就很难说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没有对俄罗斯当前最为紧要的问题作出回答,只是描绘了某些生活的角角落落,无关大局。这一情景不过是写了两个
很早以前我就在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刚开始时我很喜欢它,到后来,尽管我仍然被它的一些细节所吸引,从总体上看,我对它有些不太满意。我觉得有些内容以前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例如在这同一位作者的《童年.少年》和《战争与和平》中,形象甚至更为鲜活一些。尽管情节有些变化,仍然是一些俄罗斯贵族家庭的故事。像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沃伦斯基这样的人,彼此之间只会谈论马匹,此外再没有别的话题。当然,从对这一类人的了
我认为,艺术永远是现实和能动的,一直都是这样,更为重要的是,不可能不这样。如果我们有时感到艺术与现实相脱离、没有服务于功利目的,那可能是我们还不知晓艺术的功利途径,或者我们过于看重直接见效的功利。这种愿望也许很好,但不理智,就像小孩见到太阳后要大人去把它摘下来一样。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有些诗人和散文作家由于丧失理性而断绝了同现实的联系,对现实采取毫不关心的态度,沉溺于古希腊罗马的田园诗和中世纪传奇
我们应该对《俄罗斯导报》关于《埃及之夜》的评论说几句话,从该评论可以看出《俄罗斯导报》对于诗歌的理解水平是怎样的。我们可以想一想:《俄罗斯导报》把《埃及之夜》称之为“片段”,不承认它的完整性,而它却是一部最为完整美妙的诗歌。评论说:“这里只有某种暗示,某种基调,某些不错的和音,也许在朦胧中可以体会一点什么,却并未揭示出任何东西,让我们可以完整清楚地看到……”在《埃及之夜》中,普希金要做的,就是展现
乔治。桑开始活跃在文坛,正好是在我的青少年时期。说起来30多年过去了,要说的都是陈年旧事,因此可以不必有太多顾忌。首先要指出的是,当时在俄罗斯,除了小说,其它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允许传进来,特别是来自法国的东西。在乔治.桑小说俄译本出版前,谢科夫斯基和布尔加林向读者发出警告,特别提到乔治.桑身穿长裤,以此来吓唬俄罗斯的淑女们,企图造成乔治.桑道德败坏、行为怪诞的形象。谢科夫斯基本打算在自己主办的《读书
30年前,一些自以为是、墨守成规的人用“丑恶就是美好”这句话来概括评价维克多。雨果作品的特点,实际上他们误解了雨果本人的意思,并向读者传达了错误的信息。不过话又说回来,雨果本人对这些误解也应该承担一点责任:他十分自负,不屑于为自己辩解,没有很清楚地阐释自己的想法。到现在,那些对他的讽刺挖苦早已灰飞烟灭,而维克多.雨果则已声名远播。不久前,也就是在《巴黎圣母院》发表30多年之后,他的长篇小说《悲惨世
我读了涅克拉索夫发表在《祖国记事》1月号上的《最后的歌》。这些诗充满激情,余味悠长,体现了涅克拉索夫一贯的风格。然而这是一个病人痛苦的呻吟:他病得很重,而且很清楚自己的病情(他亲口对我说的)。但我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他的身体本来很好,消化功能极佳,现在却十分痛苦(他的肠子长了溃疡,医生还不能确证是什么病)。我希望他能坚持到春天,那时就可以出去疗养,洗矿泉浴,出国,换换环境,我相信,只要能够尽快出去,
(三)以上所写并非为萨特和波伏瓦辩护,因为他们是不需要辩护的。其实半个多世纪以来,萨特和波伏瓦一直受着各种各样的指责,他们可以说是20世纪文坛上最受人攻击的一对,有时甚至是不论哪一派(左、中、右)都来骂,连年轻人的穿着打扮也成为骂的理由。现在出现的这些责骂声,对他俩来说是算不了什么的,小巫见大巫而已。不过萨特和波伏瓦生前和死后受到的指责和攻击,在重点上是有区别的:生前主要是在政治和社会活动方面,而
(二)无独有偶。除了董先生的这几篇短文外,我还看到一本名为《知识分子》的书,是一个英国人保罗·约翰逊所写,国内有中译本。好象这书在学术界有一些影响,有几篇期刊文章都提到它。一位朋友在信中也特别告诉我,这书有一章是专谈萨特的。保罗。约翰逊对萨特的看法与董先生大致相仿佛,不过用语较为文明礼貌一些。他的评论较为实在的地方在于,在作出判断或结论时举出一些事实。但我在对这些事实作进一步辨析时发现,几乎其中每
【本文曾发表于《书屋》2002年第9期。】(一)写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有感而发。起因是看了一本名为《被勾引姑娘的回忆》的书,它还有一个主标题“萨特、波伏瓦和我”,是中译本加上的,意在以萨特和波伏瓦的知名度来吸引读者:被萨特和波伏瓦勾引,怎么回事?由于长期接触有关萨特的资料,该书正文的内容我并不陌生。让我惊讶的是书中的一篇短序,为书评家董鼎山先生所写,题目是“萨特与波伏瓦的另一面”。我不知道董先生这序是
这时,在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但萨特和波伏瓦不理解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对中国是关心的,1955年在中国呆了两个月,波伏瓦还专门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他们对当前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完全摸不着头脑。1967年,他们接到中国驻法大使馆的邀请,在那里与大使馆的官员们共进午餐。这次没有像以前那样喝威士忌,而是喝葡萄酒和米酒,因为前几天有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在大使馆门前示威,指责大使奢侈腐化。在中国访问时,萨特和波伏
1967年12月,卡米耶病逝于医院。这个萨特曾经深爱过的女人,曾使波伏瓦为其魅力而倾倒和烦恼的女人,晚年境况十分凄惨。战争时期,由于她支持纳粹迫害犹太人,波伏瓦一度同她关系很坏。迪兰因癌症住院时,卡米耶几乎没有看过他,临终时也不在他身边。为了纪念迪兰,他的学生和朋友组织了一次“献给迪兰”的活动。萨特和波伏瓦来到卡米耶处,陪她一起去。她喝得大醉,泪流满面,披头散发,衣帽不整。一个男演员朗读了萨特的发
1967年2月,萨特和波伏瓦受埃及《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的邀请去埃及访问。陪同他们的有郎兹曼和一名埃及新闻记者。在机场上海卡尔迎接他们一行。他是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朋友和发言人,矮个、宽肩、皮肤黝黑、精力充沛。还有几个朋友在场。他们下榻的饭店距尼罗河只有几步之遥。第二天他们参观了开罗博物馆,以后又参观了多次,里面收藏着整整一个古埃及文明历史。由于斯芬克司和金字塔早在照片上见过,他们第一次看到它们并不感
1966年夏天,萨特和波伏瓦受出版商和东京大学邀请访问日本并讲学。这让他们十分高兴。30多年前大学毕业时,萨特申请去日本作为法语教师讲学两年,未能成功,他深感失望。那次如果去了,会同波伏瓦分手两年,在满足旅行和冒险的好奇心的同时又有着别离的遗憾。这次不但圆了多年的梦想,还是两人携手同行,更平添一分欢乐。日本十分重视文化生活,出书量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其中有不少是翻译作品。日本政府在政治上追随美国,但
1966年7月,一个叫舍恩曼的年轻人找到波伏瓦。他是美国人,住在英国,是罗素基金会的一个秘书长。他向波伏瓦介绍了伯兰特·罗素的计划:仿照纽伦堡审判的先例,成立一个法庭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他邀请她和萨特作为法庭成员参加。他还特别声明听证会在巴黎举行,他们不必全参加,只是在最后作出裁决时出席两三天。萨特和波伏瓦同意了。11月,在互助大厅举行了反对越战会议。大厅坐满了人,多为年轻人。萨特说:“我们
【这是我和陈家琪先生关于他的书《沉默的视野》和我的评论文章《生存的视野》(还涉及邓晓芒先生的评论文章《涌动的视野》)的一段通过电子邮件的通信。我们还谈了其它一些事情,主要是写作。其时正值”SARS”肆虐,现在读来,仍能感受到在那种压抑不安的氛围中对于思想探索的勉力坚持。——黄忠晶于2019-10-6】忠晶:好!以后就可以用这种方式联系了。最方便的,就是快和可以让对方看到自己的文章。来上海已经两个多
涅克拉索夫去世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当时他已经病得像一个死人,看到他这个样子居然还能讲话,不能不让人惊讶,而他不仅能讲话,头脑还很清楚。看来他本人并不相信死亡已经临近。在去世前一星期,他的右半边身体瘫痪了。28日早晨,我得到他于前一天晚上8时去世的消息。这天我去向遗体告别。特别让我震惊的是,他的脸瘦得已经变了形,可以看出生前长期遭受的痛苦。我在离去时听到祈祷者在死者身旁念道:“
冈察洛夫总在跟我提起屠格涅夫,因此,虽然我一再拖延时间,最后还是决定去拜访他。我上午12点到那里,正好碰上屠格涅夫吃早餐。老实说,从个人交往的角度看,我很不喜欢这个人,但1867年在威斯巴登,我向他借过50个银马克,到现在还没有还。他那种带有贵族气味的小丑似的拥抱也让我厌恶:他伸开双臂上来亲吻,待到你真要吻他时,他却把脸贴给你。他的态度十分傲慢自负,最让我生气的是他的小说《烟》。他对我说,这部小说
三、神化关羽的原因和意义关羽神话能够长期流传下来,并且越来越显扬,历代统治者的认可、赞赏甚至着意打造是一个主要因素。李文也承认,关羽由人到神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造成的,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即以李文的举例看一看:首先同意关羽以伽蓝护法神走上神殿的,是“弑父杀兄、奸母淫嫂、横征暴敛、穷奢极欲”的隋炀帝杨广。接连四次将关羽封为“忠惠公”、“崇宁真君”、“昭烈武安王”、“义勇武安王”的,是自
二、关羽的哪些东西被美化和神化了除了“亡命走涿州”外,李文还花了不少篇幅对有关关羽的其它重要史实作了考证。但对照史籍仔细辨析,我发现李文的考证是站不住脚的,它与其说是严格的历史考证,不如说是借助小说《三国演义》以及李文作者自己的想当然,将一个被美化和神化的关羽说成是历史上真实的关羽。例如,关于“桃园三结义”,李文一方面承认它不见诸正史,另一方面又说,经考证,这一故事是可信的,即符合史实。它举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