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我和彼得洛夫交往,米-茨基警告说:尽管有不少苦役犯让他害怕,最让他害怕的就是这个彼得洛夫。“在所有的苦役犯中,他是最勇敢、胆子最大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想干什么,谁都挡不住。如果他想杀你,能够毫不费劲地就把你给处理掉了,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觉得他的脑子有点不正常。”米-茨基的看法反而让我产生兴趣,但他却无法说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说来也奇怪,在以后一些年,我和彼得洛夫关系比较密切,几乎每
我说过,在进监狱之初,我很难理解监狱生活的实质,一些外在的现象让我十分苦闷。有时我十分厌恶那些跟我一样受苦的人,甚至嫉恨他们,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同伴之中,平等相处,互相了解,尽管他们跟我一样,也痛恨这种棍棒下结成的同伴关系和集体生活,并力求脱离这种生活。不过我有时产生的这种嫉恨心理还是有理由的。有人说,一个贵族和有教养的人,在服苦役和坐监狱时感受的痛苦,跟任何一个农民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在阿格林来巴黎的时候,波伏瓦关于女性的书第一卷出版。书名几经斟酌,定为《第二性》。在这前后,《现代》发表了第二卷的3章;11月,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第二卷。这部谈女性的书销路很好。第一卷出版后获得好评,头一个星期就卖出了二万二千册。第二卷的销路也不错,但也使人们大为震惊。发表在《现代》上的“性之引入”、“同性恋者”、“母亲”3章引起一阵轩然大波。即使波伏瓦的一些朋友,也都对她说:“你的胆子太大
回巴黎后,波伏瓦搬了家,她住腻了旅馆。她搬到一个带家具的房子,从窗口可以俯视塞纳河,周围爬满了常青藤和树木,远处是巴黎圣母院。博斯特和奥尔加住在她楼下。她接到阿格林的信。阿格林说,在一个宴会上,他爱上了一个年轻女子,她正在办离婚手续。他想同她结婚,但她还在考虑,在考虑成熟前不愿同他建立暧昧关系。后来他们这事吹了。他接着说:“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我需要自己的女人、自己的孩子和属于自己的空间。
1948年2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去粕林参加《苍蝇》的首演式。想到要同那些曾是他们的占领者的人交谈,他们感受到一种痛苦;但看到粕林的废墟、残废人、贫困,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一下子消失了。当地剧团的演出质量并不很高,但观众拼命鼓掌,因为萨特的戏剧要他们抛弃自己的负罪感。萨特作了几次演讲,他一再强调,重要的是建设未来,而不是对过去的惋惜。4月,波伏瓦准备去美国看阿格林。在这之前,多洛丽丝已经答应在波伏瓦去美
萨特和波伏瓦现在已经适应了这种铺天盖地的名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样铺天盖地的敌意。名声也好,敌意也好,都是客观现实,都是无法回避的。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他们认识到,应该自觉地让自己自由的主体性同客观境况结合起来。他们面临着一个机会。革命民主同盟希望萨特参加进来,担任一个重要职务。这个组织的目的是把那些不愿同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力量联合在一起,争取建立一个独立于两个集团之外的欧洲。它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和
1947年10月,经朋友介绍,萨特获得了每星期一次在电台主办“现代论坛”节目的机会。萨特可以就听众关心的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每次一个小时。这也是拉马迪埃内阁为了表示自己的开明而作出的一种姿态。法国公众感兴趣的首先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打得起来,战争是否不可避免,对待美苏两大集团应持何种态度。萨特的态度很明确,他认为无论参加哪一个集团,都会加剧双方的冲突,因此,应该不站在任何一个冷战集团一边。只要
时间已到4月初,复活节快到了。监狱里开始准备犯人干夏天的活儿了。阳光日渐温暖明亮,春天的气息撩拨着人的身体,带着脚镣的犯人们感到躁动不安,他们萌发了希望、要求和烦恼。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人们要比在阴冷的冬天和秋天更加渴求自由。犯人们当然也喜欢晴朗的天气,同时也显得急躁和冲动。一到春天,监狱里吵架的现象就多了起来,常常听到大声的喧哗、喊叫和争吵,还有人找茬子闹事。在干活时,你可以看到一些人似乎在沉思
进监狱的第一天,我就作了一番观察,后来的情况表明我的观察是正确的:监狱里的管理者,包括直接同犯人接触的卫兵和看守,都对犯人有一种夸大了的提防心理,仿佛犯人随时可能拿刀向他们捅来。令人不解的是,犯人自己也意识到别人怕他们,因此有一种自傲心理。尽管这样,犯人还是喜欢那些信任他们的人。如果你信任他们,就会赢得他们的喜爱。一次,一位官员没带一个卫兵就径直走进囚室了(在我进监狱期间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这让犯
圣诞节终于来临。在这头一天犯人们几乎都不干活了。有些人去了缝纫室和手工作坊,其他人在派工时只去点了点卯,就又回到囚室。吃过午饭就再也没人出去了。上午多数人出去是为了办私事,有些人去买酒或其它东西,有些人去看望朋友,或者去要别人欠的一点工钱,好拿来过节。有的人似乎跟大家一样忙忙碌碌的,其实没有任何可忙的事情,不过是装出一副可以从别人那里弄到钱的样子。总之,大家都期盼着明天会发生一点不同寻常的事情。到
被关进监狱后,我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的一切都让人厌恶不已。不过监狱的生活要比我在路上想象的轻松许多。尽管犯人都戴着脚镣,却可以在监狱内行走,他们吵架、对骂、唱歌、干私活、抽烟甚至喝酒,到晚上还有人赌博。此外,干的活儿并不太沉重,有点不像苦役。过了很久之后我才明白,监狱里的劳动之所以被称为沉重的苦役,并不是指它的艰苦性和长时间性,而是指它是被迫的、无法逃避的强制性劳动。一个自由的农夫干的活儿可能要沉重
在监狱里,犯人们都爱钱如命,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将它等同于自由。如果手中有钱,心里就很安稳,如果手中不名一文,就会心神不定、垂头丧气、没精打采,这时,他们就会去偷,或者干别的事,反正要想法弄到钱。尽管钱在监狱里非常重要,那些弄到钱的人往往无法把钱长久保存,这是因为很难不被别人偷走或被没收。如果少校知道谁手中有钱,就会突然搜查,将钱没收。而可能性更大的是被偷,监狱里没有一个人是靠得住的。到后来
在这之后的两个月,显然,波伏瓦的心情不会是很愉快的。她想通过写作转移自己的情绪,但在写作之余她仍然时时感受着痛苦。这种痛苦不是简单地思念阿格林;她想再去芝加哥很容易,钱对她来说现在已经不成问题。她感受到一种深刻的焦虑:她拿不准自己到底是应该彻底忘掉同阿格林的关系,还是把它继续下去。这种焦虑使她几乎达到精神失常的地步,于是她开始服用镇静剂,这样才好受一点。这时国内和国际形势都有不小变化。巴黎的生活物
1947年1月,应几所大学邀请,波伏瓦去美国讲学。她能讲流利的英语,只是有很重的法国口音,而萨特不会说英语,这是男性不如女性的地方。在纽约,波伏瓦有几个好朋友,包括纳塔丽。萨特也给了她几个地址。到了纽约,波伏瓦见到萨特迷恋的情人多洛丽丝。波伏瓦的感觉是,她的确长得不错,娇艳动人,笑起来的样子特别美。而这时多洛丽丝要去巴黎,在那里一直呆到波伏瓦回去。波伏瓦对美国的印象是它的富有。街道、商品橱窗、汽车
11月,剧院开排了萨特战后的第一个剧本《死无葬身之地》。剧本在一年前就已经写成,而构思的时间更早。主要是在抵抗运动中的体验,使萨特不断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被抓起来拷打,被施以酷刑,我是否承受得了?会不会招供?”这出戏剧以抵抗运动为背景,但用意不在写抵抗运动,而在于更一般探讨酷刑、拷打问题。萨特一度打算把背景放到西班牙或中国。人与非人,敌对者与同谋,道德与暴力,英雄与叛徒,纯洁与肮脏,胜利与
回巴黎后不久,萨特和波伏瓦的出版商邀请他们去意大利米兰一家大型法文书店作演讲。重返意大利!这个念头让他们激动不已。尽管后来书店女经理因为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矛盾等希望他们推迟行期,他们还是如期到达。在米兰,他们受到当地《政治》杂志编辑部成员的欢迎。这家刊物的负责人是一个狂热的共产党员,但他们在交谈中没有感到什么隔阂。他们在米兰观赏了一栋栋砖结构宫殿和教堂。本来可以看到著名的《最后的晚餐》,因为它正在
萨特身体恢复后不久,他和波伏瓦接到出版商的邀请,前往瑞士旅行并作演讲。他们在靠近日内瓦湖的一家旅馆订了房间,周围的景色十分优美。在瑞士,他们的日程安排很紧张:演讲、接受电台采访、为著作签名、……吃的东西倒很不错,是巴黎无法相比的。萨特和波伏瓦举行记者招待会,来了一大群记者。他们回答了一个多小时的问题。许多人的提问都带有强烈的法西斯主义和宗教色彩,显示出敌意。只有一个年轻的女记者表示出同情的态度,提
我说过,一个人在受刑前很难保持心态的平静,就是那些多次受过酷刑的人也不例外。一般来说,这时受刑者完全被一种强烈的恐怖感所支配,这种恐怖是纯粹肉体的、不由自主的、难以抗拒的,人的整个精神都被它压垮了。后来我在监狱的几年时间里,总是情不自禁地注意观察那些受刑的犯人,他们往往受完一半的刑罚后进入医院治疗,待背上的创伤好了后又被迫出院,接着受余下的那一半刑罚。刑罚是否要分为几次,由医生说了算,行刑时他要在
列杰特尼科夫说:“我不是错觉!虽然我站得较远,我却什么都看见了,尽管我从窗前很难看清钞票,这一点你说得不错,但我确实知道它就是一张一百卢布的大钞票,因为你把那张10卢布的钞票交给索菲亚时,我亲眼看到你还从桌子上拿了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你把钞票叠起来握在手中。后来我本来忘了这事,但你站起来时,将这张钞票从右手转到左手,差点把它弄掉了,让我又想起这事来。这时我又产生了那种想法:你是不想让我知道,偷偷地
从你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你是一位善良的母亲,十分关心自己孩子的成长。不过让我费解的是,你为什么要去解答那些你寄给我的问题。你留给自己的问题太多了,你的忧虑已经有一点病态的成分了。其实事情本来是挺简单的。根本没有必要去想“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样的问题,因为这跟你教育孩子并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人只要他能认识真理,凭着自己的心,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自己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也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你是一个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