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判了4年苦役(好像是在奥伦堡),服完刑后再去当兵。今天是12月22日,我们从监狱被押解到谢苗诺夫校场。行刑官向我们宣读死刑判决书,让我们每个人亲吻十字架,在我们头上将佩刀折断,给我们套上死囚穿的白衬衣,然后以3个人为一批,绑在柱子上准备行刑。我属于第二批,很快就会轮到我。这时我想起了你和你们全家。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留在我心中的只有你,这时我才深深体会到,我是多么爱你啊,我亲爱的哥哥!我匆匆拥
有些评论者指出,我的小说《群魔》采用了那个有名的涅洽耶夫案件中某些情节,但小说对该事件的人物和细节没有作符合实况的描写,只是撷取了某些现象来说明它为什么会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这不是描写一个奇闻轶事,一个莫斯科发生的事件,而是在作社会现象分析。我认为该评论说得很对。这部小说确实没有按照实情来描写涅洽耶夫以及其牺牲品伊万诺夫。小说中的涅洽耶夫跟那个实际存在的同名者并不相同。我只是以小说的形式提出一个问
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完成了他的巨制之一《卡拉玛卓夫兄弟》这一年;他在手记上说:“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见人。这是彻头彻尾俄国底特质。在这意义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称我为心理学家。这不得当。我但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第二年,他就死了。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他的作品十分丰富,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命运多舛。他24岁时完成处女作《穷人》,一举成名,成为文坛新秀,颇受广大读者和专家的好评。然而4年后因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当局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虽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仍然对他执行了死刑仪式,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经历了临刑前的死亡恐怖体验。
萨特和波伏瓦除了写作,还关注着欧洲战争风云。虽然他们作为个人主义者,不在意社会的一些重大变化,但当形势威胁到他们独立自由的个人生活时,他们会作出激烈的反应。他们对法西斯有着不可遏止的憎恨,尤其对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深恶痛绝。他们多次去西班牙,对那里很有感情,特别是共和国的建立使他们深受鼓舞。现在共和国在危急中。意大利和德国不断供给佛朗哥武器,而法国采取不干涉态度。巴塞罗那遭到轰炸,被严重破坏。他们
萨特同万达的关系没有什么进展。他们现在还是处于接吻的阶段,而且萨特觉得万达在接吻时也是半心半意的,虽然万达觉得她只能如此。他不断地向万达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万达和姐姐共住一个房间。一天,她和萨特来到这里,奥尔加不在。万达向萨特解释说,她不知道什么是肉体感受。她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没有肉体感受,就不可能同他有一种完整的关系;也不可能在艺术追求上成功,因为一个艺术家是需要这种感觉的。萨特安慰她,不断
1938年3月,《恶心》出版。书虽然不是特别畅销,评论界的反应却很不错,有几十篇文章加以评论。人们把他看成大有希望的作家,尼赞称赞萨特是法国的卡夫卡。现在萨特接连不断地写他的短篇小说,在完成了一个较长的短篇《一个工厂主的童年》后,他开始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我一下子找到小说的主题、内容和书名。你大概会猜得出,主题是自由。”书名初定为《魔鬼》,第一卷是《反叛》,第二卷是《诅咒
在《恶心》被接受以后,萨特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起来,他开始有心情干些闲适的事情。这时他有了一些“偶然爱情”,或者不如说是一些艳遇。他认识了波佩蒂的一个朋友,也是波伏瓦的朋友,萨特同她在巴黎街上长时间散步。她对萨特说:“我累了,想找个地方歇一会儿。”于是他把她带到自己的房间。他开始亲她的脸,而她却亲他的嘴。他们做了爱。她对萨特说:“我很高兴我们干的事!”萨特拿出自己还没有发表的小说“艾罗斯特拉特”的手
1937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准备去希腊度假,博斯特也参加他们的行列。临行前萨特有事逗留,波伏瓦一个人在巴黎附近徒步旅行。她这次打算找几个以前没敢攀登的险要之处冒一下险。她去了阿洛斯山口。一大早,她就往上攀登,爬呀爬呀,已经到了相当的高度,她还没有找到旅行指南上标的道路。回头一看,脚下笔直的山崖让她胆战心惊。为了离开这个地方,她越爬越高;而爬得越高,她脚下的山崖就越是陡峭。最后,她停了下来,进退两难
波伏瓦在这一年调回巴黎,在莫里哀公立学校教书。接着佐洛也调到巴黎路易大帝学校。奥尔加回家后又从家里偷跑到巴黎,在一家餐馆当茶水招待。博斯特也来到巴黎,在索尔本大学攻读中学教师资格。这些朋友又聚集在巴黎。萨特在假期给奥尔加写了几封长信,她也复了信,他们的关系又密切起来,但时好时坏。他们都向波伏瓦倾诉自己的苦恼,而波伏瓦也为这种三重奏在巴黎的继续而感到烦恼。这时佐洛的同性恋毛病又犯了,他想打博斯特的主
正像波伏瓦有一个比她小得多的奥尔加一样,萨特现在也有一个忘年之交,这就是他在勒阿弗尔的学生雅克·博斯特。他现在正准备报考巴黎高师哲学专业,萨特对他进行辅导。萨特来卢昂时,把博斯特也带来了。以后他就经常来这里,同波伏瓦、奥尔加和佐洛都很熟。博斯特为人随和,热情外向,待朋友忠诚,以后同萨特和波伏瓦保持了终生的友谊。佐洛开始向博斯特献殷勤,显然是别有用心。博斯特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只是觉得对自己不错
在法国,左派同右派的斗争仍在紧张地进行着。萨特和波伏瓦的态度是站在左派一边,赞同人民阵线,希望它取胜。但他们仍像一年前那样,只是政治活动的旁观者。他们是个人主义者,认为自己同社会没有什么关系,完全可以独立于社会而存在。他们并不先验地拒绝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在政治上有一种无能为力感。他们不是名人,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什么组织需要他们。这时工人正举行罢工,有人挨家挨户募捐以救济因罢工而生活无着的工人。
本来萨特同奥尔加的关系较为平常。他对她虽有好感,并无什么特别之处。或者至少他自己没有觉察出什么来。而这时那个爱搞恶作剧的同学佐洛也在卢昂,也住在小绵羊旅馆。他很会讨好女人,但又不是对她们当真,因为归根到底他喜欢的是同性。他竭力获取奥尔加的好感,正像以前讨好波伏瓦那样。像他这样的老手要骗取奥尔加这样孩子气十足的小姑娘的欢心是很容易的。他们经常一起外出。这引起了萨特的疑虑。他开始想:“奥尔加喜欢佐洛是
波伏瓦去卢昂教书不久,注意到一个寄宿生,人们称她为“小白俄”,奥尔加·科萨克维茨。她的父亲是白俄,母亲是法国人。任课老师都认为她很有个性。波伏瓦的印象是:苍白的脸,一头金发,人总像是没精打采的。一次毕业预考,她写不出作文来,在交卷时哭了起来,波伏瓦约她谈话。渐渐地,波伏瓦喜欢起奥尔加来,喜欢听她聊天,喜欢她想问题的方式和对事物的敏感。不过波伏瓦认为她还是一个孩子,不常同她见面,大约一个月见一次。而
1872年5月18日伯特兰。罗素出生于英国威尔士一个贵族世家。1874年母亲去世。1876年父亲去世。1878年祖父去世。1883年开始跟哥哥学习几何,由此直到三十八岁,其主要兴趣都在数学上。1884年从男同伴那里获得性知识。1887年开始怀疑宗教教义。1888年进入陆军预备学校学习,备考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奖学金。1889年12月参加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入学奖学金考试,顺利通过。1890年完全否弃上帝的
首先应该认识的是,中国必须自救,决不能依靠外国人。从现在的国际形势看,中国既有幸运的地方,也有不幸之处。“一战”是中国的不幸,因为日本趁此机会在东亚任意而为;沙俄的倒台是中国的幸运,因为日俄联盟因此终结;英日联盟是中国的不幸,因为英国为此而不得不支持日本的侵华政策;日美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的幸运:根据华盛顿会议达成的协议,中国在山东问题上暂时获胜,但从长运的利益看又是中国的不幸,这将使得美国不像以前那
中国还远远说不上是一个工业国,但它实现工业化的机遇很大。可以预期的是,在今后几十年,中国工业会有十分迅速的发展。这一发展的速度要取决于它采用何种方式,还取决于其它一些因素。中国目前面临的许多难题都跟它的工业状况有关,因此,我先谈一谈它的工业现状然后再讨论以后的发展趋势。铁路和矿产是一个国家工业的基础,因此,我先谈一谈中国的铁路,再谈矿产,最后是其它工业。刚修建铁路时,清政府是极力反对的。1875年
我们很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少年”的眼光和潜在力量。我同那些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有较多的交往,可以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作一些介绍。在我看来,“中国少年”可以分为两代人:第一代的年龄大一些,他们在摆脱儒家束缚的过程中十分艰难,心中常有孤独感;第二代比较年轻,他们一直受着新式教育,虽然仍然有着同家庭的冲突,也同时受到那些思想开放者的鼓励。第一代人的年龄大约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他们无论在内心还是同外界都有着激
除了旧式教育,中国还有另一种教育模式,是由传教士创办的,这些学校现在几乎都由美国人所掌控。美国的这种地位是通过退还庚子赔款得到的。这些钱被用来在中国办学和选派学生留学美国。美国的这种做法是有其政治和商业上的目的。那些在中国担任重要职务的人中,有越来越多的深受美国的影响,并认为在世界列强中美国对中国最为友好。我参观了三所美国在中国建立的学校: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地处北京西山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是难以理解、深藏不露、不讲道理的。不知道我在中国呆久了后,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不过就我在中国工作的那段时间的体会,却无法支持这种观点。我同中国人谈话,就像同英国人谈话一样;而他们对我的回应,就像英国人对一个受过教育、有知识的中国人的回应一样。我认为,所谓“难以摸透的东方人”,只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神话。如果让中国人与英国人和美国人进行一场“互骗”比赛,我相信,最后取胜的多半会是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