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走向人们时,干了一件对隐居者来说是愚蠢的事情:我来到市场。我向人们讲话,却如同面对虚空,没有一个人愿意听。晚上,那位走绳索者和死尸与我作伴。我自己也像一具死尸。但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被一种新的真理之光照醒,我学会说:“市场、群氓以及他们的喧闹和不闻不问,跟我有什么相干?”你们这些更高级的人,从我这儿学着点:在市场上不会有人相信更高级的人。如果你在那里演讲,哪怕讲得十分完美,那些群氓会眨眨眼说
现在要提出一个新问题。我们已经说明了存在着意识观念和无意识观念,但是否还存在着无意识的本能冲动、情绪和感情呢?可否把它们合在一起分析呢?在我看来,无意识与意识的对立并不适用于本能。本能永远不能成为意识的对象,只有再现本能的观念才能成为意识的对象。即使在无意识领域里,本能也只能以观念的形式再现出来。如果本能不依附于一种观念,其自身状态无法清楚显现,我们就不会对它有任何了解。我们平时常说某种无意识的本
一方面,无意识包含着各种跟意识活动相似的活动,它们与意识的区别仅仅在于处于潜伏状态而暂时不被意识所察觉;另一方面,无意识也包含着各种被压抑的活动,它们如果可能转化为意识,肯定与原先的意识活动极不相同,形成强烈对比。因此,在描述各种心理活动时,如果我们不管它是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只是按照其目的、自身构成以及所属心理系统内的等级来分类,并不能够消除对它们的误解,而且也是行不通的。例如,我们使用意识和无意
我们提出,在人的心理中有一个无意识系统。许多人反对我们的这一假设,更不会把它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和目的。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关于无意识的假设很有必要,十分合理,因为我们有它存在的许多证据。首先,我们说这一假设是必要的,是因为,目前我们关于意识的材料还很不完善,无论对于健康人还是病人,我们往往通过其它活动来推测、解释其心理活动,但意识似乎很难承担起这样重大的任务。这些心理活动不仅有健康人的失误动作和梦,
在我的自传中,始终有两个主题:一是我个人的经历,二是精神分析的历史。这两个方面又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自传中叙述了精神分析占据我生活的全部过程,说明没有任何其它东西能够超出我和精神分析的关系。在写这部自传前不久,我的恶性肿瘤再次发作,我似乎要向这个世界告别了。幸运的是,1923年动了一次手术,我活了下来,还能继续工作。但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摆脱病魔的折磨。以后十多年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解释神经病。它以抵抗、移情这两个事实为出发点,还探讨遗忘这第三个事实,运用神经病压抑理论、性动力理论和无意识理论对有关病情进行分析。精神分析从来没有要求提供一个关于人类心理的全面理论,只是希望它提供的理论可以用来补充或纠正其它方法获得的知识。而阿德勒的理论完全超出了这一要求,希图能够一揽子解释人类行为和特征、人类的神经病和精神病。这一理论其实更适合于其它领域而不是神经病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因此,尽管我贬低了瓦格纳而对贝才作了褒扬,却并没有任何恶意。文中我有一些嬉笑怒骂的地方,但同时是十分认真的,我是注定要抛弃瓦格纳的,以后不管再喜欢上谁都行。没有谁比我更危险地卷入瓦格纳主义之中,也没有谁比我更坚决地为了自卫而抵抗它,更没有谁像我这样因为摆脱它而欣喜不已。这段历史时间很长,我怎么来概括它呢?如果我是道德家,我会怎样称呼它呢?也许称它为自我克制。然
本书不到150页,语气轻松愉快,同时又充满对灾难的预示,就像一个恶魔在发出笑声。本书只花费了短短几天时间,短到我不愿意说出其具体天数。本书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一本书的内容比它更为充实,更有独立性、更具破坏性、更富有敌对性。如果你想大致了解一下,在我之前,一切事物是怎样被颠倒的,那就可以从读我的这本书开始。本书扉页上所说的偶像,就是一向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偶像的黄昏,用德语来说,就是:旧的真理
从表现形式、欲达到的目的和出人预料的技巧而言,构成《道德谱系》一书的三篇论文,也许是我写过的作品中最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正如你们所知,狄奥尼索斯也是黑暗之神。每篇论文的开头都会把读者引入歧途:它是冷静的、科学的,甚至略带嘲讽、有意惹人注目或保持低调。慢慢地,论文的气氛变得不平静起来;偶尔有一道闪电划过;接着是那沉闷的隆隆声,将那些令人不快的真相从远方传来;到后来,这声音越来越大,达到高潮。最后,在
在这本书中,我尽可能明确地勾画出以后几年要干的事。我的工作中,那些肯定的部分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开始否定的部分了(包括用语言否定和用行动否定):也就是重新估计迄今为止的一切价值,这是一场了不起的战斗,会达到那有决定意义的一天。为此,我要在周围去寻求一些志同道合者,寻求那些有力量帮助我从事这项破坏工作的人。因此,现在我的所有作品都像是鱼饵,也许我跟某些人一样,非常擅长钓鱼这一行?如果最后没有钓到什么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关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故事。本书的基本观念是永世轮回,也就是我们可以达到的最高肯定方式。这一观念是在1881年8月形成的。我将它写在纸上,还附了一句话:“高出人类和时间六千英尺。”那一天我在西瓦伯纳湖边的树林里散步,走到离苏莱不远处,一块巨石耸然而立,我停了下来。这时,这一观念油然而生。回顾此前的几个月,这一思想已经有了一些预兆:我的审美观念有了一个突然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
在精神分析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两年,1910年3月,在纽伦堡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两次会议期间,由于感受到在美国时让人兴奋的接待,也由于感受到德语国家中越来越大的敌意,还由于得到苏黎世学界出人意料的支持,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并在友人费伦茨的帮助下在第二次会议上得到实施。这就是要组织好精神分析运动,把中心转移到苏黎世,并确定一名精神分析运动的领导人。这一想法遭到一些精神分析运动支持者的反对,我向他们详细解
我一再感谢苏黎世精神病学派尤其是布洛伊勒和荣格在传播精神分析中所给与的巨大帮助。即使当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我也要再次感谢他们。如果没有苏黎世学派的支持,就没有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关注。当时的情况是,精神分析的潜伏期已经过去,在各个地方,人们对它的兴趣日渐增长,但这种兴趣的增长并非别的,而是非常激烈、非常愤怒的否定。在苏黎世,情况正好相反,占支配地位的是与精神分析相一致的学派。而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可
从1902年起,开始有许多年轻的医生集合在我的周围,学习、实践和传播精神分析知识。在一些夜晚,他们在我家举行定期集会,根据一些规则进行讨论,努力确定自己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位置,并促使他人对精神分析产生兴趣。一天,一位毕业于某技术学院的年轻人找到我,作了自我介绍,还递交了一份关于精神分析的手稿,这手稿表现出作者对此具有非同寻常的理解力。他的专业不是医学,我建议他去学校进一步深造,以便更好地从事精神
我还在布吕克的研究所工作时,认识了约瑟夫。布洛伊尔医生,他在维也纳医学界很受尊重。他比我大14岁,很有才华。认识不久我们就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在我生活困难的时候,他给了我很大帮助。我们在科研方面逐渐有了共同的兴趣。我俩的友谊,我是主要的受益者。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精神分析的发展让我们的友谊破裂了。在我去巴黎之前,布洛伊尔就对我说到,在1880年到1882年期间,他采用一种独特方法对一位歇斯底里病人治
10点,沙可教授来了。他个子很高,年龄大约五十八岁,戴一顶礼帽,十分和蔼可亲,黑眼睛,稀疏的长发留在脑后,脸刮得很干净,嘴唇饱满,给人的印象是像一个很会享受生活的精明能干的传教士。他坐下来给病人看病。他诊断准确到位,对病情兴趣浓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我们维也纳医院的那些医生却只会高高在上。我把自己的名片交给他的助手,助手转交给沙可教授。他拿在手上看了一会儿,然后问门诊医生我在哪儿。于是我走上前呈
也许本书需要的不仅是一篇前言;但多篇前言是否就可以让那些没有类似体验的读者了解书中有关内容,仍然是一个问题。这种体验采用了一种春风般的语言,它骄狂、烦躁、矛盾,就像四月的天气反复无常,似乎在提醒人们:严冬仍在,或者春季已经来了。我的感激之情汹涌澎湃,似乎对发生的事情大感意外;这是一个久病始愈者的感情: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康复。“快乐的科学”意味着心灵的狂欢,它曾长时间地抵抗过巨大压力,这种抵抗坚
我以这本书来开始我的道德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我没有发出一点火药味;恰恰相反,如果你的鼻子很灵敏的话,倒可以闻出一些让人愉快的气味来。实际上,这里既听不到枪声,也听不到炮声。如果说这书的结果是消极的,它所采用的方法却很积极。也许读者会感觉到,这书对于那些一直被尊崇的道德观念是持谨慎的评价态度;这与本书的风格相一致:在书中没有一个消极的词语,没有攻击,也没有怨恨;恰恰相反,它像一个海上动物,在阳光之下
《人性的,太人性的》表现出一种危机。它被看作是为自由精神而写的书,几乎其中的每一句话都表示着一种胜利,使我彻底地清除了一切不合乎本性的东西。理想主义是不合乎我的本性的,本书的标题含义就是:在你们看到理想的地方,我却看到了人性的东西,啊,太人性的东西。……对于人,我认识得更为清楚。这里“自由的精神”只能解释为一种已经变为自由的精神,它牢牢地把握住自己。本书在与语气、声调方面有根本的变化:人们感到它洋
这四篇构成《不合时宜的思想》的论文充满了战斗气息。它们表明,我不是一个只会做梦的傻瓜,我能在战斗中体验到快乐,也许还表明我的战斗手法是十分巧妙的。第一篇(1873年)攻击的对象是德国文化,那时我就对它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因为它没有意义、没有内容、没有目标,仅仅只有一种“公众意见”。如果以为德国在军事方面的巨大成功就可以证明其文化也有优越性,那么就没有比这一看法更为有害的误解了。第二篇文章《不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