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梦:一群人,一个学生集会。一位伯爵(他是图恩,或是达夫)正在演讲。他用一种挑衅的语气谈论对德国人的看法,态度蛮横,说德国人最喜欢的花是款冬,然后他拿起一片破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片枯叶,插在衣服纽扣的孔眼上。我暴跳起来,尽管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惊讶。总的来说,这个梦具有一种幻觉的性质,它把我带回1848年革命时期。1898年我们举行了法国约瑟夫国王50周年纪念会,并去瓦谢作短途旅行。在这次旅行中
我已经说明,我对同龄人强烈的友情和敌意,是怎样来自童年时比我大一岁的侄子;他是怎样骑在我的头上;我又怎样学会反抗他来保护自己。我们又是不可分离的朋友,长辈们说,我们有时又会争闹斗殴。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我所有的朋友都是来自我这个小伙伴,他“最初曾浮现在我朦胧的双眼中”,我的朋友们都是他的灵魂附体。在我少年时期,这个侄儿还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们分别扮演着凯撒和布鲁图的角色。就我的感情生活而言,我总是
一天.在读报时,我将“徒步”误读为“木桶”。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搞清楚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遇到很多困难。浮现在我脑海里的第一个联想显然是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的木桶。近来我读了一些艺术史方面的书,对亚历山大时代的艺术有所了解,由此想到亚历山大的名言:“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宁愿当狄奥根尼。”我还搜集了赫曼·瑞顿的不少照片,这人坐在树干上旅行,后来我的联想开始变得慢了,我在艺术史书籍里没有找到有这句名言
(1)揉面团的女人一次旅行后,由于疲劳和饥饿,我一上床就睡着了。这种状况在在梦中也得到反应。我做了下面这个梦:“我走进厨房,想找一些布丁吃。那里有三个女人,其中一个是女主人,她手中正搓揉着什么,好像是面团之类的。她要我再等一会儿。(她的话听得不太清楚。)我觉得受到侮辱,很不耐烦地走了。我穿上大衣,发现它太长,又脱了下来,惊讶地发现,它的边上镶有贵重的毛皮。我又穿上另一件大衣,它里面绣有土耳其式样的
(1)“犹太人,滚开!”——父亲被人打落帽子最近一次去意大利旅行,途经特拉斯姆湖,已经看到了台波河,在离罗马50里的地方我十分遗憾地返回。这让我加深了童年以来对这个“永恒之都”的憧憬。我打算明年再由这里去罗马,然后去那不勒斯。这时,古典作品中的一句话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决定去罗马后,在书房里焦躁地来回走动,拿不定主意怎么办:是当文克尔曼的助手,还是当汉尼拔将军那样的人物。”我自己实际上是步了
1897年春,听说我们大学的两位教授推荐我晋升特别教授,我十分惊喜,并且难以相信这两位知名学者对我的认可,但我立即提醒自己,对此事不要希望太高。过去几年,部长已经拒绝过几次这样的推荐。有好些资历比我高、能力也不比我差的同事都白白地等待了许多年。我没有理由相信自己比他们幸运,因此决定还是听之任之,顺其自然。我自认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即使没有教授的头衔,我对自己事业上的成就也是满意的。也许“教授”这个
1856年5月6日,我出生在摩拉维亚一个名叫弗莱堡的小镇,它现在属于捷克斯洛伐克。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自己的家庭也都是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祖辈曾长期定居在莱茵河畔(科隆附近)生活;由于十四、十五世纪那里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不得不向东逃难。到十九世纪,他们又从立陶宛经由加利西亚,迁移到奥地利。我四岁时来到维也纳,在这里完成全部学业。读中学时,我的学习成绩连续七年在班上排名第一,因此享有特殊待遇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在世纪之交,在总结对过去这个世纪影响最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们公认的有两位:一位就是弗洛伊德,另一位是法国作家、思想家让-保尔.萨特。弗洛伊德在这一领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而这位影响巨大的学者同时又是遭致争议最多的人物,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弗洛伊德去世已近70年,一些关于其学说重大问题的讨论仍然
父亲生于1919年农历9月21日,今天是老人家的百年诞辰。我能活到此时,有机会纪念和缅怀慈父,是做儿子的一大幸运。父亲的生日跟我很接近。我的生日是按阳历算,10月20日。今天是阳历10月19日,我的生日跟父亲只差一天。我特地查了一下,有许多年份,我和父亲的生日差不了几天,有的甚至只差一天。还有两个年份,我和父亲的生日是在同一天!这是1970年和1989年。1970年,是我们家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母亲
早在1963年,在回忆录《势所必然》的结尾处,波伏瓦就写道:“从今往后,将要发生的重大变故只会是灾难性的:要么我看着萨特先我而去,要么我死在萨特的前头。一个人由于你的离去而痛不欲生,你又无法抚慰他,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啊!而他先弃你而去,再也无法同你说话,这是同样的可怕。除非我碰上几乎绝对不可能的好运气,上述两种命运中总有一种会落到我的头上。有时,我真想尽快结束这一切,以减少等待的痛苦!”这一年波伏
萨特逝世几年来,由于波伏瓦一直忙于萨特遗著的出版,基本上没有写自己的东西,一些读者和公众对此表示不满意和不理解。而波伏瓦的答复是:“你们问我为什么忙于萨特的著作而放弃写作,对此,我想说的是,这大概是对于艺术作品的不同偏爱吧。如果把艺术作品比作一个个相邻的小花园,你们问话的意思实际上是,我为什么在这个花园而不是在那个花园耕耘栽种。”其实早在1972年《归根到底》出版后她就已经决定封笔,不再接着写什么
《永别的仪式》发表后,波伏瓦又在准备出版萨特的另一本书。这是萨特的书信集。时间是从20年代起,几十年间,萨特给波伏瓦(海狸)和其他女性的信,厚厚的两卷本,书名就叫《致海狸和其他人》。萨特的信写得很漂亮,在波伏瓦看来,他称得上是书信体大师,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写篇幅很长的信。在他服兵役期间和波伏瓦单独旅行时,他都给她写很长很长的信,有的长达十几页。有时他连续两星期每天都给她写。萨特应征入伍期间也
在某种意义上说,萨特的去世使波伏瓦的生命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她的身体十分衰弱,在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是处于痛不欲生的精神状况之中。但波伏瓦终于慢慢地恢复过来了,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这首先是关于萨特的。波伏瓦开始整理萨特同她1974年8─9月在罗马和巴黎的谈话。这是萨特的口述自传。他在《70岁自画像》中介绍说:“我和波伏瓦开始写这本书,这是《词语》的续集。”他俩围绕着萨特一生的各个方面,按照不同的主
萨特就这样去世了。他永远停止了呼吸,也永远停止了思考。虽然从外表看,他好象只是睡着了,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西尔薇代波伏瓦通知了萨特最亲密的几个朋友,《现代》编辑部的同事:郎兹曼、博斯特、普隆和豪斯特。他们立即赶了来。医生允许他们在萨特的房间呆到第二天早晨5点。波伏瓦让西尔薇拿些威士忌来,他们一边喝着,一边谈着萨特最后的日子、他早年的生活、他们该做些什么。早在1971年底萨特就谈到他的丧葬问题。他希
3月10日、17日,《新观察家》先后发表了这个谈话的前两部分。19日,博斯特来萨特这里,他和萨特、波伏瓦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他们谁都没有提到这个谈话。只是在上床睡觉的时候,萨特问了一下波伏瓦:“今天上午《现代》的会上,有谁提到这个谈话吗?”波伏瓦说没有。萨特的表情似乎有些失望,他想找到一些支持他的人。第二天早上9点,波伏瓦去萨特房间叫醒他,发现他早已坐起,大口喘气,几乎不能说话。其实在早晨5
1980年3月,波伏瓦发现,萨特的情绪有了很大的波动,他又开始大量喝酒,常常醉得一塌糊涂。而在这之前,他心情是很好的,不抽烟,酒也喝得很少。萨特喝的这些酒是那些与他交往的年轻女士们带来的,萨特把它们藏在柜子里和书后面,等到星期六晚上万达走了以后,他有了一个独自呆着的机会,就大喝一通。波伏瓦为萨特这种不顾身体健康的滥饮而狠狠地责备他。尤其让她不解的是,为什么现在他的情绪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她问萨特,他
本来波伏瓦同维克多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和矛盾。维克多担任萨特的秘书,波伏瓦还十分同意,因为这可以减轻一点她的压力和负担。至于萨特同维克多的亲密友谊关系,波伏瓦更不会有什么想法──现在萨特同任何年轻女性的亲密关系都不会影响到波伏瓦,何况还是同一个年轻男子的关系呢!当然,波伏瓦对维克多那一套毛主义的观点并不很赞同,但这不至于影响到彼此的关系。就是萨特本人,对维克多那一套理论也并非都同意;他感兴趣的是维克多
彼埃尔·维克多是化名,这人的真名叫贝利·列维。他是一个埃及籍的犹太人,曾在巴黎高师攻读哲学。“五月风暴”中,他创立了一个名为“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组织。当这个组织主办的报纸《人民事业报》两名主编被当局逮捕,而“无产阶级左派”组织被取缔时,萨特同意出任挂名主编,挽救了这家报纸。那时维克多对萨特纯粹是一种利用关系,利用他的名声为自己的组织服务。以后萨特同维克多有了单独接触,他们一起吃饭、交谈,慢慢地
由于脉管狭窄的缘故,萨特的腿现在几乎不能行走,而且疼痛得厉害。从住处走到附近的巴西饭馆,他得停下来歇3次,到了饭馆时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他不得不主要呆在家里,哪儿都不去。波伏瓦和阿莱特每天晚上都同萨特在一起,在他那里睡,以便夜晚照料他。但每到星期六,万达要来萨特这里一直呆到晚上11点,等她走后波伏瓦她们再去萨特那里就很不方便。米歇尔提了一个建议:星期六万达走后她去萨特那儿,晚上由她来照护他。这种安
1975年对于萨特和波伏瓦来说,所经历的并非都是不顺利和不愉快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年,萨特的身体已经有了很好的恢复。原先那种神智不清和昏睡状态已经消除,他又充满勃勃生机,对未来充满希望。这一年他满70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估计自己还可以再活10年。而前几年身体状况恶化时,他对波伏瓦哀叹道,他可能活不过70岁。6月21日是萨特的生日。在这前后,他收到人们对他的大量祝贺:电话、电报和信件。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