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悲剧的诞生》(1872年)一个公正的评价,我们必须忘掉一些东西。这本书能够产生影响,吸引人们,正在于它的错误之处:它采用了瓦格纳主义,并将其说成是一种上升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对于瓦格纳是一件大事:从那时起,他的名字才与最大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直到现在,还有人提醒我,人们对于《帕西法尔》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要由我来负责:他们认为它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我发现,人们在引用书中“由音乐精神
我这个人是一回事,我的著作又是一回事。在谈我的著作之前,我首先要谈一下对这些著作是否理解的问题。我这里只是顺便提一下,因为谈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几部书稿会作为遗著出版。也许有一天,人们生活和受教育于其中的制度就像我们设想的那样,那时会有人开设讲座来讲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如果我希望现在就有人能听懂和接受我的真理,那就太违背我的本性了。现在不会有人听我的,更不会有人接
我知道自己的命运。总有一天我的名字要同那些对非凡事件的回忆联系在一起:对那些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回忆,对那些最深刻的良心冲突的回忆,对那些对抗迄今为止所有被信仰、被要求、被神化的东西之决心的回忆。我不是人,是炸药。无论怎么说,我都不是当教主的料;宗教是下层民众的事情,每次同信教者握手后,我都会去洗手。我不需要任何信徒,我想,我还不至于糊涂到信仰自己的地步,我从来不跟庸人说话。我很担心有一天人们会将我神
在对营养、地方、气候和休养等方面的选择中,自我保存的本能起着主要作用,这种自我保存的本能也就是自卫,即对许多东西不看、不听、不接近,这是最为明智的做法,它表明一个人具有某种必然性,而非偶然性。这种自卫本能表现在语言的使用上:我们应该尽量少说“不”,因为在对外界事物进行抵抗时,会消耗我们的力量,尽管消耗量还不是很大,但成了习惯和常规后,就会造成我们力量的大大损耗。我们力量的巨大损耗,都是由一点一滴慢
谈到我生命力的恢复,我得在这里说一句:应该感谢那个事件,让我得以康复。毫无疑问,这是指我与理查德。瓦格纳的密切交往。对于其他人,我可以毫不在意自己是否能记起他们,唯独不能忘怀我在特里普森度过的日子,那是极其愉快、品质高雅、无比奇妙的时刻。我不知道别人会怎样看待瓦格纳,而当时,我们的天空万分晴朗,看不到一片乌云。说到这里,我得再次提到法国,那里的瓦格纳崇拜者其实崇拜的是他们自己,对此我只须投去轻蔑的
除了选择营养,选择气候和地点,切切不可弄错的第三件事是休闲方式。对我来说,所有的阅读活动都是我消遣的方式,因为阅读可以放松自我,漫游于新的学科领域和心灵世界。不过现在我已经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了。在严肃认真的写作之余,通过阅读我得到休息。在埋头写作时,在我四周是看不到书的;我不让他人在我旁边说话甚至思考,因为这也就等于是在阅读。你们是否注意到:在培育自己的精神、整个身体处于高度紧张时,如有偶然事件和
在每次神经病治疗中,都会出现含有性内容的移情现象,无论是采取温情脉脉的形式,还是采取敌意有加的形式。而这既非医生所想,也非病人所望,也不是他们作为个体所诱使的。在我看来,这一事实是最不可缺少的证据,表明神经病的动力根源来自性生活。这一论点从未受到任何应有的注意。在我看来,这个论点具有决定意义,是精神分析最独特的发现。就我关于神经病来自性问题的观点而言,其起源应该来自三个人,他们是布洛伊尔、沙可和克
好,说说今天的事情。我带着自己的一些论文和美内特先生的推荐信去见罗纳格先生。他的住房刚刚装修完,墙上涂的油漆还闪亮发光,客厅布置得简洁大方。墙上挂着一幅照片上面有四个孩子,一男孩三女孩,男孩长得十分俊美,20年以后如果去学医,会找到一个好工作;一个小女孩也很漂亮,10年后如果出现在舞厅,肯定会让年轻的大学生为她而大打出手。这两个孩子的头发都是褐色的,我猜想他们的母亲头发一定是黑色的,后来事实证实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现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由于对神经病人患病原因中的性因素作系统的探究,我不得不让自己牺牲了越来越响亮的医生名声和越来越多的就诊病人,而获得的是许多新的事实,使我进一步坚定了对性因素重要性的信心。我曾经十分天真地在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学会(克拉夫.埃宾是该学会会长)上讲话,希望同行们能对我的发现感兴趣并承认它的价值,这样我为此付出的经济收入方面的代价就可以得到一定
(1)我的内心深处:不想给亲戚钱治病我想从邮政储蓄中取一笔钱,300金币,寄给一个远房亲戚,他治病需要钱。我发现自己账上有4380金币,我打算留一个整数,4000金币,以后没有特殊情况,一段时间内不动它了。我填了支票,剪下与取钱数目一致的数码,突然发现,我要取的不是380金币,而是438金币。我奇怪自己为什么会填错支票。刚开始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现在我不太穷了,多取点钱也没关系。但我得搞清楚是什么原
啊,亲爱的玛莎,我们是多么贫穷!我们说,我们要生活在一起,有人问:“为此你们需要些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除了相爱,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是的,我们还是需要两、三个房间,让我们在里面住宿、吃饭和招待客人,我们还需要一个烧饭的炉子。房间里应该什么都有:桌子、椅子、床、镜子;一个钟,可以让幸福的人记住时间;一把靠背椅,可以在上面小寐一会儿;房间铺上地毯,这样家庭主妇就容易打扫清洁了;箱子里有成捆的内衣;而
为什么我知道得比别人多?换句话说,为什么我这样聪明?这是因为,我从来不去思考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从来不去浪费自己的精力。例如,我从未体验过宗教方面的难题,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是“有罪的”。同样,我也不明白“悔恨”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悔恨”这种良心发现是不值得重视的。我做事从不后悔。我做事要考虑到价值,尽量避免不好的后果。而造成恶果后,人们往往不能正确看待自己做的事情。在我看来,悔恨是一种“邪恶
从根本上说,我是一个战士。攻击是我的本能。一个人应该成为他人的敌人,而成为敌人是需要有强健的身体的。侵犯的感觉跟强力联系在一起,而报复和怨恨则属于力量衰弱的表现。一个侵犯者的力量表现在他要找的敌人是不可轻视的,而一个战斗的哲学家会向最难的问题提出挑战。他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征服一般的对手,而是征服那些必须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智慧和勇气才能与之抗衡的敌人。当一个人轻视他人时,就不可能对之提出挑战。当一个
我一生的幸福以及独特性都是来自我的命运:用一句巧妙的话来说,如果跟我父亲一样,我早就死了;如果跟我母亲一样,我还会继续活下去并渐渐变老。这双重根源,就像生命阶梯的最高级和最低级一样,既是衰亡也是新生。这就可以说明我那不同凡响的对人生问题的适中态度。对于上升和下降的象征,我比任何人都敏感和内行,我非常熟悉这两个方面,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两个方面。我父亲是36岁那一年去世,他为人和蔼可亲,体弱多病,好像是
即使我认为自己最应该与人作对时,我也不会这样做,这一点还得感谢我那了不起的父亲。不论我看起来是多么异端,我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敌意。纵观我的一生,你会发现,没有人对我怀有敌意,也许只有一次,而更多的是人们对我的善意。我的经验告诉我,即使那些最难打交道的人,我也能跟他们友好相处。我可以将那些粗野的人感化得文雅起来。在巴塞尔大学,我给高年级学生讲授希腊文有7年时间,从未惩罚过学生,在我讲授的课程中,即使最
不久我就要向人们提出前所未有的严格要求,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说明我是谁。实际上人们也许已经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因为有事实证明我和我思想的存在。但由于我的使命是伟大的,而我同时代的人却十分渺小,这就使得人们既不想听我讲话,也不想来了解我。我是靠着自己的荣誉而活着的;说我活着,这也许只是一个错觉。我只要跟夏天上恩加丁山避暑的任何一个“学者”谈谈,就足以证明我并没有活着。因此我有责任说:“听着!由于我是这
多年前,在为自己写的一本尼采传作序时,我曾回答了一个虚拟的读者所提的问题:尼采是一个哲学家吗?他是属于20世纪的人吗?我们有什么理由称他为20世纪的哲学巨匠?我的回答是,的确,尼采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家;在许多人眼中,他更像一位诗人,或者是一个教主式的预言家。除了一篇生前未发表过的片断《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可以算作专门的哲学研究外(即使是这一篇,其风格和文字也让那些读惯了黑格尔的人感到别扭),尼采
我可爱的姑娘,我正在做实验,仍然忍不住要给你写这封信。几页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笔是从教授桌子上偷偷拿过来的,身旁的人以为我正在分析数据。刚才有人找我,耽误了十分钟。身旁那伙愚蠢的医生正在挖空心思测试一种更加愚蠢的药膏,看它是否含有有害物质。我面前的仪器里面沸腾着气泡,扑哧作响,我的工作就是将液体过滤,整个实验过程漫长而乏味,需要耐心和等待。三分之二的化学反应都是由等待而造成的,人生也是这样,其
亲爱的,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而活着。只有当某一事情成为我追求的理想,我才能全心全意地去实现它。在认识你之前,我的生活没有什么乐趣。现在,从名分上说,你已经是我的人了。为了完全得到你,我不得不对自己生活状况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以前我对此是不太在意的。我这个人脾气很倔,喜欢冒险,常常寻求强烈刺激,做的许多事情,在那些四平八稳的人看来是不理智的。比如说,我几乎一文不名,却去搞那些科学研究,后来,我在一贫如洗
夜里坐三等车厢我觉得有些不舒服。虽然我一路上浮想联翩,到了时间我就想睡觉,而这里条件太差,无法安眠。火车开到德累斯顿和利萨之间,我这里出了点事,当时很让人生气,现在想来却很有趣。你知道,坐火车时我总是喜欢把车窗打开,借此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次我照样打开车窗,把头伸出去凉快凉快。忽然有人喊道:“把窗户关上!”这人说,他正在风头上,这风他受不了。我向他解释说,如果对面的窗户开了,我这扇窗可以关上,但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