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批评我的人特别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我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单方面裁军都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他们忽略了我说过的附加条件,这样说起来仿佛我是主张让西方实行单独裁军,而不是让东方也这样做。这里也不完全是这些批评者的错:我涉及的本是一个纯粹理论上的问题,却被看成了实际政治问题。大家都知道,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会单方面裁军的。因此,究竟哪一方会那么明智地这样去做,这纯粹是一个理论伦理学的
“文革”运动搞得越来越热闹。1966年8月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更是让全国震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不断地发表社论、文章,要群众组织起来,投入到运动中,保卫毛主席,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广播的大喇叭也不断地播放这些东西。地方、学校、工厂纷纷成立群众组织,名目繁多。应城石膏矿也成立了好些个组织,其中最大的是联合总部和井冈山。这些组织的骨干拿着红袖章到处分
“文革”的开始我并没有太注意,因为这几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党内文件和报刊上也不断宣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以前政治运动的延续而已。直到北京揪出“三家村”反党集团,其影响波及石膏矿,矿里也揪出一个“三家村”,我才感受到它的存在非同一般。现在想来十分可笑,矿里揪出的“三家村”,竟是三个女同志,其中两个是矿医院的医生,一个姓范,一个姓卫,还有一个是广播员小易。她们没有一个是搞
1964年,我记不清是几月了,矿里开始搞什么“小四清”运动,基建处还成立了这个运动的领导小组,组长是王某。那时我一天到晚忙于工作,也没在意这方面的事情。一天会计老田对我说:“吕某在背后说你是国民党员。”我听了气得要命,就去找吕某问话,他说是听王某讲的。这一下我明白谣言的源头来自何处,以及它因何而来。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57年“反右”之后,紧接着是审查干部,我也被放在审查之列。当时这个王某在组织部
个人生活再困难,工作还得认真去做。在幼儿园我发现一个问题:孩子们害病往往是因为尿床后受凉引起的。我在会上一再嘱咐值夜班的阿姨要多巡回检查,小孩在要尿前一般都会有动静,只要及时发现,就可以处理好而让他不尿床。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我就搬到幼儿园去睡,晚上起来巡视两三次。值班的阿姨也不敢马虎,孩子尿床的情况大大减少。我虽然辛苦点,但心里高兴。和这些小朋友相处,他们的纯真是在成年人那里感受不到的。到上班时
1959年春,孝感地区召开4级干部会议,石膏矿有数十人参加,我由于办报也参加了。到会需要自行购买饭菜票,而应城县发的粮票在孝感不能通用。矿里来的人几乎都没有全省通用的粮票。我是因为每月都要到华中工学院学习,就向食堂换了几十斤粮票。看到他们为难的样子,就把自己的粮票拿出来分给他们,我说:“你们回矿后再还给我就行了。”这次会议是省长张体学作检查报告,大意是省里犯了左倾主义错误,各地有谎报粮食产量、吃大
第二回探古城侠女救名士;遇中秋游子述家情休完十天的假期,纪晓岚一早来到军营,见过乌鲁木齐提督巴彦弼将军。巴彦弼对纪晓岚闻名已久,知道他是乾隆身边执掌文秘事务的要臣,历任庶吉士、编修,还放过一任福建学政;曾授贵州都匀知府,乾隆以他学问特优,外任不能尽其所长,命加四品衔留任左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不久又升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因此巴彦弼对纪晓岚好生敬重,不以其为带罪之身而有何歧视和侮慢。纪晓岚也深感巴彦弼
母亲虽然对西蒙娜姊妹俩管教很严而且很细,却忽略了性方面的教育。她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往往把性欲和罪孽混为一谈,从肉体联想到罪恶。传统习俗允许男人们偶尔胡闹一下,她就认为女人们应该严肃正经。她十分讨厌肉体的问题,从不同女儿作这方面的讨论。在西蒙娜来月经之前,她这个做母亲甚至从没有向女儿预告过这种事情。7、8岁时,西蒙娜出了麻疹,以后脊骨隐隐作痛,医生要她做体操恢复健康。一天下午,她按要求练习爬杆,爬到
西蒙娜5岁那年上了学,是德西尔女子私立学校。虽然家境不好,但贵族身份仍在,父母不送她去一般孩子上的公立学校。平时他们也不让西蒙娜在卢森堡公园同一些不认识的女孩子玩,因为那些孩子可能出身低微。而这时,8岁的萨特还被外祖父关在家里,由家庭教师授课。西蒙娜十分喜欢学校生活,直到老年还在怀念这一段经历。对孩子来说,有兴趣的事情就能做好。她的成绩在班上总是第一,很得老师的欢心。为了奖励优秀学生,在圣诞节,老
西蒙娜两岁半时,妹妹波佩蒂诞生了。跟姐姐不同,波佩蒂金发碧眼,长得像父亲。家里人对她的诞生,有某种失望感──他们原本希望能生个男孩。虽然没有人说什么,但躺在摇篮里的波佩蒂,常常能听到父母亲的叹气声。看起来大人对这两个孩子是平等的。她们穿同样的衣服,吃的东西一人一份,什么活动都在一起,但区别实际上存在着。西蒙娜同路易丝住在同一个房间,而波佩蒂这个后来者没地方安顿,只有在走廊上为她安一个床。显然,小波
乔治·德·波伏瓦是一个矛盾人物。他从小受到母亲的严格管教,聪明好学,成绩优异。13岁那年,母亲病逝,他一下子失去了约束自己刻苦学习的动力,人变得懒散起来。乔治有一个贵族的姓氏,但他的家庭实际状况是在中下阶层水平,根本不可能跻身于上等阶层之列,这是他的根本苦恼。乔治很喜欢读书,特别是文学书籍,具有相当高的鉴赏力。他还特别喜欢戏剧,善于表演,常常以票友的身份参加演出,结识了不少演艺界的名角。但他最后选
大约在让─保尔·萨特出生两年半以后,1908年1月9日,我们的另一个主人公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在巴黎诞生。他们都是巴黎人,而且同在蒙巴拉斯区,但二人有缘相见,却是在20多年以后──巴黎确实太大了。小西蒙娜眼睛碧蓝,一头黑发。这在欧洲人中较为少见。亲友们常说她长得出众。这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她是乔治·德·波伏瓦和弗朗索瓦兹·德·波伏瓦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总是更多地受到大人的关怀。从躺在摇篮起,她
我认为,国际关系应该实现两个主要目的:一、消除战争;二、制止大国以强欺弱。这两个目的并不必然是一致的:也许避免战争最便捷的办法是世界列强联合起来压迫和剥削其余的小国、弱国。但这不是主张自由的人们所赞同的办法。我们要达到的是,这两个目的同时实现,而不偏废某一个。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一个共同的观点:现代所有的战争都来源于资本主义;一旦废除资本主义,战争自然就会停止。我认为,这种观点只对了一半;对的这
我们很容易找到事实来论证这个观点:舆论是万能的,所有其它权力都是来源于它。军队要能够起作用,就得让士兵相信其作战的理由,或者要外国雇佣兵作战,就得让他们相信指挥官能够带领他们获胜。法律如果得不到人们普遍的尊重,就是毫无用处的。经济制度也要靠人们对法律的尊重,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人们都敢去造假币,那银行将会变成什么样。宗教舆论往往表明,它比许多国家更有力量。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赞成社会主义,资本
“思想自由”有两层含义。狭义的思想自由是指那种不受任何宗教教条束缚的思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穆斯林,也不是佛教徒或任何一种宗教的信徒,他就可以是一个自由思想者。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人,如果不相信上帝,他就可以算作自由思想者,不过要在佛教国家他就不能算了。我并不是要贬低这种思想自由的重要意义。我本人就是一个宗教反叛者,并且希望所有的宗教都绝迹。因此,我根本就不相信宗教信仰具有永恒的
政府和法律实际上是对人的自由作出限制,而自由则是政治最大的追求。如果人们不加思索,就会说,政府和法律就是恶,要实现自由就得废除政府和法律。我们很难一下子就说清楚这种看法是对还是错。这里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法律和国家的理由。我们首先假定,一种好的社会制度会把人的自由当作最高目的;但是,从这一假定出发,我们却发现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就大多数人而言,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尊重他人的自由;由
现在我们探讨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果不是关系到其他个人,而是关系到社会本身,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干涉个人的自由?此外,它是针对什么来进行干涉的?人们的需要各不相同,但有些需要应该是人类共同的,如对食物、饮水、衣服、住房、性和父母关爱的需要。(在气候十分炎热的情况下,衣服和住房并非不可缺少,但除了一些热带地区,它们也应该算作人类共同需要的东西。)无论具体说来,自由还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只要上面所列的
第一回知险而进救亲家茶里送信;未面已缘慰孤身雪中续诗不知不觉间,纪晓岚充军来新疆已有一年了。此时节气到了立冬,看窗外朔风劲吹,鹅毛也似的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远处绵延连亘的天山,周边散落的村落,全笼罩在一片无垠的白茫茫之中。“好一个纯白世界!”纪晓岚不禁赞叹道。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柔和感情,有一种体验到纯洁并想把它表达出来的冲动。来新疆到现在,他第一次摆脱那种沉甸甸的感觉,心情放松了。正好今日无
作者前言“纪晓岚传奇之天山情缘”写的是纪晓岚充军新疆的一段故事。纪晓岚充军新疆确有其事,但他在新疆的那一段恋情则完全是我的虚构──纪晓岚去新疆是全家都去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黛娜在历史上并无其人。乾隆去新疆也完全是我的虚构,实际上他从未去过新疆。但其中若干细节又不是完全没有史实根据,至少在稗官野史中或有提及。例如,根据纪晓岚自述幼年曾学过武这一句话,我虚构了他师从棋和尚学得一身好武艺的情节;又如他
来应城石膏矿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矿里分给我们两间房,是办公室改的宿舍,没有厨房、厕所,甚至连水管都没有,用水还要到食堂里面用桶去提。这里不靠近县城,也不靠近任何集镇,就是农村,什么都没有卖的。没有煤供应,也没有柴火,更没有肉供应。只有一个矿区商店,商品极少,有时商店门口有点菜卖,就忙坏了家里两个老太太,我妈还是小脚,走路都很困难。我们两个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天到晚不在家,回家只是端碗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