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比较三国时说,魏、蜀两国,曹操、诸葛亮、刘备都是按申不害、韩非子法家的那一套搞,用法严峻操切,而王道没有了;只有吴国因顾雍、陆逊宽仁治国,所以无苛繁之政,使民生养休息。王论三国每有独到之处,读到这里我却不以为然,所论似乎有些于史不合。从史料上看,吴国在刑罚方面并不比魏、蜀宽缓。孙权是主张严刑峻法的。陆逊曾上表请孙权“施德缓刑”,即施行以仁德治国,减轻刑罚。孙权的回答是,“设置法令是为了遏制
孙权把百姓看成他德爱子,要依靠他生存。他同时还有另一句话,就是:“君非民不立。”作君王的要依靠老百姓的支持才能存在。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君民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他首先确认一个基本事实:他以及他带领的这支军队人马,都是靠老百姓来养活的。他在给诸葛瑾等大将的长篇诏书中说:“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没有百姓提供给养和劳力,也就没有他的军队和政权。百姓不仅养活了他和他的军队,而且他们本身就是
孙权屈身事魏期间,曹丕趁机索要大量珍奇异玩,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等。吴国群臣认为曹丕的要求于理不合,不应该给。孙权的态度是:给,要多少给多少,完全满足了曹丕的要求。他举了古代哲人惠施的话来说明道理。惠施说:“当有人要打我爱子的头,而石头可以拿去代替时,这石头就是轻的,而我爱子的头就是重要的。以轻代重,有何不可?”孙权说现在西北一带正有大事,江东的百姓靠我们为生,就像我的爱子。而对方的要
在夷陵与刘备大战之后,又有数年抵御魏军的来犯,吴国的外患终于逐渐平息下来。于是孙权下令说:“战争的时间已很长了,百姓久离土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互接济,我非常同情他们。现在北方之敌已经退缩逃窜,境外没有什么战事了。我命令各州郡实行宽缓政策,让人民休养生息。”这时陆逊因到处缺粮,上表请令诸将开荒扩大农田。孙权答复说:“很好。现在我们父子亲自接受一份公田的任务,用给我驾车的八头牛拉四张犁耕种,虽然赶不上古
一个研讨性问题的人往往会遭受某些人的攻击,说他对于性是过分迷恋了。除非他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实在太大,否则被人们这样指责是很不划算的。不过这种指责通常只是针对那些主张改革旧的性道德的人,而那些煽动人们去欺辱妓女的人、那些主张立法惩治有自愿的婚外性关系者的人、那些斥责女性穿短裙抹口红的人以及那些在海边转悠以发现泳装太露的人是不会受到这种指责的,其实他们也许比那些主张性自由的人更加迷恋于性。严厉的性道德往
在青春期,人们因习俗的影响在性方面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要比童年更为严重。许多男孩子完全不了解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对性生理现象缺乏正确的知识,在经历第一次遗精时就被吓坏了。他们发现自己有许多冲动,而大人以前的训诫是:这些冲动都是很坏的。一方面,这些冲动十分强烈,不停地攻击着他们;另一方面,有些男孩还会产生一种十分理想化的情感,即把爱情美化和诗意化,看成是跟性毫不相干的东西。由于受基督教中摩尼教成分的
传统习俗要做的事,就是给儿童的头脑里灌输许多性方面的禁忌。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有大人告诫道:有人看见时,不许用手摸自己的生殖器;想大小便时不要大声嚷嚷,在方便时要避开他人;等等。因此,在儿童看来,人身体上的某些部位和人的某些行动是很特别的,很难理解。这样反而造成他们一种神秘感和特殊兴趣。有些问题,如孩子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大人的回答要么是闪烁其词、遮遮掩掩,要么明显是假话;儿童对此只得在黑暗中探索。
人类社会对爱情往往有一种十分奇怪的态度:一方面,爱情成了诗歌、小说和戏剧的主题,另一方面,爱情又被许多治学严谨的社会学家所不齿,在他们看来,经济和政治改革计划是不必考虑爱情的因素的。我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在我看来,爱情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要它毫无必要地干涉爱情的自由发展,那它就是坏的。我们当代生活中有三种活动是超出人类理性的:宗教、战争和爱情。爱情是超出理性的,但它并不反对
从少年时期开始,我就确定了一生的两个重要目标:一个是想搞清楚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是否都是可知的;另一个是想尽一切努力来创造一个幸福的世界。在很长的时期里,这两个目标互相分离,直到最近才结合为一个总体。一直到三十八岁,我主要的精力都是在实现第一个目标上。我深受怀疑论的影响,不得不得出结论:大多数所谓的知识都是可以质疑的。我需要某种确定性,就像许多人需要宗教那样。我原以为,这种确定性最有可能在数学中找到。
荀子有一句经常为人引用的话:“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以下只注篇名)据此,徐复观先生认为,在荀子看来,“天下不是私人可得而取或与,乃系决定于民心、民意,则人君的地位与人民对人君的服从,无形中是取得人民同意的一种契约的关系。契约说虽非历史上的事实,然实由神权、君权过渡到民权的重大枢纽。”(徐复观: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荀子有一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以下只注篇名)对于这句话,有种种评论。一种观点认为,这表明,荀子“心目中的社会,是‘朝无幸位,民无幸生’的理想社会,用现代的话说,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称)’的理想社会。而礼是通往此一社会的桥梁,并且即是此种社会的本身。”(徐复观:荀子政
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荀子·礼论》,以下只注篇名)“国之命在礼。”(《天论》、《强国》)据统计,《荀子》一书提到礼的地方多达三百余处。(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p。522)“礼”应该是荀子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和范畴,“礼治”在其社会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徐复观先生说:“荀子以礼为政治的骨干,再三谓‘礼者养也’。可见养民以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在荀子的政治思想中
荀子有一段也许是最著名的论天人关系的话:"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以下只注篇名)对此,最通常的一种观点是,荀子"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大胆口号,认为人与天相互独立,相对存在,只有人才可以主宰世界"。(赵
关于人应不应该"知天",荀子在《天论》一篇里有两种似乎相反的说法。一处是前面所引"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夫是之谓天"那一段话后有一句:"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另一处是紧接此处的一段话:"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
我们看萨特的小说,往往对他的几个短篇(《墙》、《一个工厂主的童年》、《艾罗斯特拉特》、《密友》、《房间》)和另一个多卷长篇《自由之路》更感兴趣一些,原因是它们的情节、悬念吸引了我们。而《厌恶》没有什么连贯的情节,摆脱了巧设悬念那一套搞法。我们甚至觉得前者更像小说一些,《厌恶》不太像通常的小说。《厌恶》虽然很难读,喜欢它的人不是很多,但它具有更大的文学价值。《厌恶》整本书看来好像写得十分散漫,实际上
当然,仅从对待《厌恶》的态度看,萨特前后期的变化也是很大的。他在1964年说道,“关于《厌恶》,我遗憾的是没有完全把自己摆进去,我还停留在主人公的痛苦之外,被我的神经质所保护,通过写作而带来愉快。我总是愉快的。即使我在那一时期更诚实些,我仍然会写《厌饿》。我缺乏的是真实感,从那以来我改变了。我慢满地学会真实。我看到了儿童因饥饿而死。同一个垂死的儿童相比,《厌恶》真是微不足道了。”对萨特的这段话要作
洛根丁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萨特。萨特写《厌恶》时,把自己看成是同社会没有什么联系的个体。他认为自己不欠社会的情,社会对他也不起什么作用。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孤独的人,是一个由于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对立的人。他写小说,创造出给予世界新的变质的美的物体和真的物体,这些东西具有永恒不朽的价值,他也因自己的作品而获得不朽的生命。他认为自己生活的根本点就在这里。《厌恶》在社会性和思想性上有两大特点:一个是个人主义
科学的历史只有几个世纪,它还没有完成其实质性的发展。总起来说,也许我们可以将这一发展称之为由沉思到应用。科学发展有赖于人们的求知欲,而求知欲则产生于两种冲动。我们希望了解某个东西,或者是因为我们喜爱它,或者是因为我们想控制它。前者产生沉思的知识,后者产生应用的知识。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于控制的冲动已经逐渐压倒喜爱的冲动。其具体表现为工业主义和管理技术,也表现在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哲学中。概而言之,
很早以前,在本世纪初,我就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后来在康沃尔,在由海滩到住处的路上,我常给孩子们编造一些故事来打发时间。其中有一些写了下来,但我从未拿出来发表。在1912年,仿照马洛克的《新共和国》的文风,我写了一部小说,名为“约翰。弗斯迪的烦恼”。现在我仍然认为这小说的前半部还不错,而后半部则没有什么意思。我从未打算发表它,还有一个短篇小说也没有发表。在我写的一篇小说中,一位科学家研制出了一种小机器
我写这部伦理学著作的原因是,我经常遭受人们指责,他们说我对其它学科或许有一些质疑性的探索,但从不涉及伦理学学科(早期写过一篇阐发穆尔《伦理学原理》的文章除外)。我想回答他们的是,伦理学不属于一门知识学科。因此,我在这书中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对伦理学作了探究。在本书的前一部分,我对伦理学的基本概念作了阐述;在后一部分,我着重讨论了这些概念运用到现实政治中的情况。前一部分讨论的是诸如善和恶、罪恶、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