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但孙权杀了他的儿子。孙权晚年废了一个儿子的太子位,赐另一个儿子死。这两个儿子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罪行。他只是听信谗言说太子对他不孝;而另一个儿子则培植自己的势力要与太子争位。但他还是这样处置了他们。在我们的印象中,孙权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他对待自己的下属是很有人情味的,而且赏罚分明。怎么落到自己儿子的头上,他却是这样背离人之常情,连“老虎”也不如呢?我们且看看他对待别人儿子的态度
孙权下诏书说:“孝子守丧三年,这是天下通行的制度,也是人情极度哀痛的表示;贤明的人舍弃个人的私哀来服从国家的大礼,不贤明的人勉力去为父母守孝三年。孝子遇到丧事不回家奔丧并非古礼,而是顺从时宜,以大义为重而割舍个人的私情。现在正值国家多事多难的时候,凡是在职的官吏,应当各自为国尽忠,先公后私,而不要死板地沿袭旧的丧礼,这是很无意义的。请朝内外大臣重新对此事进行商议,务必使这方面的法令适当,订出详细的
《厌恶》着力写了一个孤独者洛根丁的心理状态:厌恶、恶心、对奇遇的渴求、荒谬感、对偶然性的意识。看到洛根丁那种种希奇古怪的念头和举动,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精神失常。实际上,《厌恶》写出后,许多人都认为作者是个疯子(可怜的萨特!)或者作者是写一个疯子的故事。拾起一块小石头打水漂漂,突然一下子失去扔出去的欲望;十分渴望从地下拣起那张破脏的纸,但手就是不能行动;握一只湿漉漉的手,突然觉得好像握一只肥
在漫长的旅行之后,安东纳洛根丁在布城那些善良的人们中定居下来。他住在一个靠近火车的旅馆里,这旅馆主要接待那些作长途买卖的人。他在这儿写一本关于18世纪冒险家洛勒旁的书。为此他经常去市立图书馆。在那儿他认识了一个自学者,一个人道主义者,此人正按照字母顺序来阅读图书馆的书。洛根丁晚上常去一个为铁路人员而设的咖啡店,听着唱片——总是那么一张——“在这些日子里”。有时他上楼去同老板娘鬼混一阵。他有一个爱人
(这是我跟一位朋友的电子邮件往来,算起来已是13年前的事。偶尔翻来看了,觉得还有点意思。现发在这里。朋友用的是笔名。——黄忠晶于2019-6-13)黄老师:见信好!我是亚人,距离上次给您打电话到现在,又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身体还好?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并在小圈子里推介了一下,是雷蒙·阿隆的回忆录,以前三联出过一个英译本,最新的这个是新星出版社从法文直接译过来的,可能好一些。我大致翻了一下,注意到他和
(二)上面我跟着家琪的书以及晓芒的文章走了一圈,颇有收获。下面我想稍微跳出来一点,不完全顺着他们的思路谈谈“文革”话语以及不仅仅是话语的问题。家琪的书可能给人一种印象:“文革”话语力量特别强大,其影响无所不在,甚至深入到人的骨髓。我觉得这种话语力量似乎并没有那么大,它主要影响着知识阶层,而且只对其中一部分人特别起作用。家琪在给我的书上题了几个字:“我们共同的生活。”书中所写确实是我们共同的生活,因
陈家琪先生曾惠赐大作《沉默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读后涌动着一种想写点什么的情绪;但由于懒散,又不断地有琐事缠身,一直未能动笔。及至见到邓晓芒先生评论该书的文章《涌动的视野》(载于《书屋》2002年第9期),我的写作情绪再次涌动起来,终于有了下面的文字。(一)“文革”,既是家琪兄这本书谈论的主要内容,也是晓芒兄文章评论的重点。晓芒认为,“文革”中同一词语有两种不同的视野,即价值论的
我父亲上的是剑桥大学,而我哥哥读的是牛津大学。我上了剑桥大学,原因是我对数学有兴趣。1889年12月,我来到剑桥参加入学奖学金考试。我想考好,但过于紧张,没有完全发挥出水平,不过还是获得一小笔奖金,这让我十分高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跟高水平的同龄人比试。1890年10月,我进入剑桥大学读书,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到校的第一个星期,所有在校的同学都来看望我,后来他们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当时我还不知道他
十一岁时,我开始学习欧氏几何,由哥哥教我,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件特别重大的事情,我的感受就像初恋一样:想不到世界上竟会有这样美妙的东西。从那以来,一直到三十八岁,怀特海和我共同完成《数学原理》一书,我的主要兴趣都在数学上,它也是我主要的幸福之源。但就像所有的幸福一样,这里也有不愉快的地方。人们对我说,欧氏几何所证明的定理,全都是从一些公理出发的,这让我对数学产生某种失望的感受。开始时我不肯接受这些公理
一个人的年纪太大了,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之处。不好之处很明显,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就不说了。好的地方也许有意思一些,值得说一说。年纪很大,回首以往时,他的经验包含的内容就比较丰富,分量也较重。我能够观察到许多人的一生,从他们的最初阶段一直到其结局,他们有些是我的朋友,有些是公众人物。他们有些人年轻时还不错,后来却没有什么长进;另一些人则不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最终获得重大成就。这种经验使得我
自1963年3月底以来,我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地花在那场正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上。我和同事们深入研究了越南的形势,认为美国对越南的做法是完全不能原谅的,越南战争是一场用新式方法折磨人、空前残酷的战争。在仔细核实了我们所能搜集到的大量事实资料后,我们得出结论:应该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而结束的唯一办法就是毫不犹豫地支持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我们担心的是,如果放任这场战争继续下去,就可能被美国作为借口使
建立这个和平基金会不是为了某个单一事件,而是为了反对战争和军备竞赛,反对世界动荡不安,反对被压迫个体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以及反对那些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这一切的国家,支持为此而进行的斗争。根据需要和情况的变化,这一组织可以自行调整。在1963年,我的时间主要花在怎样建立这个组织上。1963年春夏之际,我和我的同事以我的名义给一些人发函,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成为这个基金会的发起人。到这个夏天快要结束时,已
关于孟子的仁政思想,最后再讨论一个问题:既然这一思想的实质在于为国君出谋划策,告诉他们怎样才能保有和扩大自己的统治,而且似乎言之有理,为什么得到国君响应的情况很少,国君们似乎并不愿意按照他所说的去做呢?“得乎丘民为天子”,我想这样简单的道理,诸侯国君倘若不是弱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对于国家可以说是操够了心。河内地区遭了灾,我把那里的人民迁移到河东,还将河东粮食运一些到河内。河东
谈到税率问题,有一个叫白圭的人,曾当过魏国的相,问孟子,他打算实行“二十而取一”,也是抽百分之五的税,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像貉这样的边远小国,各种谷类都不生长,只长糜子,又没有城墙、房屋、祖庙和祭祀礼节,也没有各国间的互相往来而导致送礼物和飨宴,也没有各种衙署和官吏,所以二十抽一就够了。但“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孟子的仁政,主要体现在征税政策上。他提出实现王道、无敌于天下的“天吏”五条,除了第一条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外,其它四条都是关于征税的:一、在市场划出空地来储藏货物,却不征收货物税,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把自己的货物拿来交易;二、在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愿意经过这里的道路;三、对于种地的人,除了依照助法助耕公田外,不再征税其它的税,那么天下的农民都会高兴,愿意在田野耕
那么,怎样才能让民有基本生存的条件呢?首先,要让民有足够的土地可以耕作。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後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而现实情况是:“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他在同一篇里两次提出仁政的根本措施就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孙权当皇帝后,曾下诏书说:“以前督将有逃亡叛变的,就杀他的妻子儿女,这是使其妻子背离丈夫,使其子女抛弃父亲,不符合以仁义作教导的精神,今后不要再杀这些人质了。”寥寥数语,话虽简单,意义重大。杀人质在现在看来是野蛮的、不人道的、无人性的,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事。在那个时代,人伦关系是超乎一切之上的。为了防止部下叛逃,普遍采用的方法就是以他们的亲属为人质。如果发生了叛逃事件,就把他们的亲属处死。采用者和
孙权夺取荆州后,荆州将吏都归顺投降,只有治中从事潘浚称病不见,不肯归降。孙权派人到他家中,用床把他抬了来。潘浚脸朝着床躺着不起来,泪流满面,悲哀哽咽不能自己。孙权多方安慰他,举了古时楚文王、楚武王手下两个大臣的例子,喊着他的字说:“承明,此二人都是你们荆国的先贤,虽然当初被俘虏,后来都受到重用,成为楚国的名臣。而你不肯这样,难道是以为我没有古人的气量吗?”他让左右亲随拿手巾为潘浚擦脸,一再劝慰,潘
吴国大将周泰在孙权年少时舍身救过他的命,而且立有不少战功,被拜为平虏将军,都督濡须人马。因他出身寒门,朱然、徐盛等诸将都不服为其所部。于是孙权特地来到濡须,召集诸将,大摆宴席饮酒作乐。孙权亲自把盏来到周泰面前,让他解衣。孙权用手指着他身上的疤痕一处一处地问是怎样负伤的。周泰一一回答说是什么时候在某处打什么仗受的伤。孙权握着他的臂膀,眼泪直流,喊着周泰的字说:“幼平,你为我兄弟作战如熊似虎,不惜身躯
根据史书上的许多记载看,孙权对于他的部下是有一种很深的感情的。吕蒙害病,孙权把他安置在内殿,遍召国内医界高手,能治愈吕蒙之病者赐千金。医者为吕蒙扎针,孙权在一旁为他的痛苦而难受。他想每天能看吕蒙几次,又怕因此而劳乏吕蒙,就常常通过墙壁的洞隙偷偷地看。看到吕蒙稍稍能吃一点了,就对左右的随从又说又笑,不然就叹息不已,夜不能寐。吕蒙有一阵子好了一些,孙权为此下了赦令,召集群臣祝贺。以后病又加重,孙权亲自